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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预测说：“你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下一个重大道德灾难降临到头上的公司，一定也是大部分董事和高管层所没有重视这些问题的公司。”“这也是保持更高的警惕，并设定有关的程序——尤其是在高管层——允许让人们谈论那些很难谈论的事情的理由所在。”
变革：领导力面临的挑战
卡普利认为，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当公司走向非法的方向或者缺乏责任感的方向时，往往需要董事会为公司的方向进行修正。但是，他谈到，这种情形很少出现，通常情况下，只有当董事会成员是“老兵”时——执行官的薪酬与股价挂钩政策实施之前的“老兵”——才会出现这种情形。他们更倾向于确认并指出“现在正在发生的特有问题”。但是，他对新一代商业领导者——在过去10年内走进职场，而且更喜欢团队作战的领导者——也充满希望。他们不会只是因为竞争对手在这么做，就让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将整个企业推向风险更大的境地。卡普利将这种思维方式归功于教育体系因应企业的要求所发生的变革，企业要求更多的人能以团队的形式共同攻克复杂问题。“现在，人们谈论基于团队的系统、成果和奖励挂钩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是一个群体而不是某个人承担责任——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唐纳森认为，现在，英国的法规制订就着眼于整个行业的协作，这种协作可以阻止单个的恶棍或者单一公司从事使竞争性市场——比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市场——遭受毁灭的事情。“英国有这样一个传统——让业界的重要人物为本行业描绘一幅蓝图，之后，让政府参与进来。而在美国，我们有一种越发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希望政府‘别找我们的麻烦’，而且抵抗任何改革。”他谈到，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简称BP)的领导者，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步骤——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其他领导者联合起来，鼓励政府为减轻气候变化而采取统一行动。唐纳森补充说：“这种方式能保持‘竞技场’的公正性，所以，你不会看到更有道德者将会付出更多代价的情况。”
安然公司(Enron)的倒塌和其他企业的丑闻爆出之后，会计行业也开始采取了某些遏止道德问题的行动。很多机构为员工建立了匿名热线，以便他们反应这类问题。不过，唐纳森还谈到，有些确实会造成公司失败的问题实在是太明显了，根本无需借助秘密热线。比如，整个会计行业都曾经以掩盖收入的逃税方式获得好处，这种方式要么是违法的，要么也是近乎违法的——最终招致了监管者的严惩。“这类事情，就是高管层召集管理会议时，虽然觉得如芒在背却并不想谈论的事情。”他说。“通常，已经有很多的钱被塞进了腰包。”
唐纳森曾帮助某些公司开发了这样的系统：指定一位受人信赖的资深总经理担任员工的“传声筒”，这些员工并不想以公开的活动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承担冒险，不过他们对广义的非道德行为表示关切。很多机构都有“调查员”，但是，他们在公司中的级别往往较低。唐纳森建议，为了评估以及防范公司声誉遭到损害的潜在风险，公司应该指定一位资深经理，能够进行这样的对话。
唐纳森提出忠告说，美国的企业界应该知道，企业中存在这样一个新几内亚语称之为“Mokita”的现象，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对事实心知肚明，但一致同意不说出去的现象。“就次级贷款和让房利美和房地美等企业遭受重创的很多其他问题而言，都存在着这样的Mokita。”
道德风险
沃顿的法学与商业伦理学教授埃里克·奥兹(Eric Orts)对所谓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深表担忧，当政府救助金融服务公司，以阻止经济灾难的扩散时，道德风险便随之产生。这种救助可能会促进领导力的衰退，“因为对高效的组织而言，只有允许自己修正错误而且对错误和管理不善给予惩处的市场，才是有效的市场……而目前，政府的某些大规模救助措施，则为未来树立了有害的先例。”他坦承，为阻止金融系统的全面崩溃，有些救助措施可能是必要的，但是，采取这些极端措施的必要性也清楚地表明了：为了降低纳税人的长期经济风险，必须对法规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