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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进行了5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分别是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每次改革均会带来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但是至今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仍未完成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型、全能型政府，向市场经济时代的规制型、服务型政府的彻底转变，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而且经过近30年的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其他改革的探索，我们日益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聚焦到了政府部门身上。
一、实行大部门体制的机缘
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深刻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政府机构和政府职能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基本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仍然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好的事，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运行、行政许可事项繁杂、甚至“以批代管”、宏观管理“微观化”等痼疾仍未得到根治。而有些该由政府管的事却没有管好管到位，特别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还比较薄弱。“部门职能交叉仍不同程度地存在，部门职能分工过细，职责权限不清晰，协调配合难度大”(吉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权责脱节比较突出，政府机构设置仍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存在三大问题：经济过热趋势日益明显、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过大，这些均与政府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相对滞后、政府机构设置过细有关。经济运行过热的苗头早已显现，中央宏观调控措施效果不够明显，与部门之间利益特点比较突出不无关系;环境污染严重的主因被公认是经济增长方式存在问题，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难以落到实处的背后，则是政府部门过多参与微观经济运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的结果;贫富差距过大的直接原因，是政府的分配政策尚有偏颇之处，而某些分配政策之所以会偏离社会公正的轨道，很大程度上是各个部门间利益博弈、相互妥协的结果。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政府部门问题归因，再度把政府部门机构的调整、优化及至重构提上重要议程，而“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已是当务之急。大部门体制亦称“大部制”，是指政府部门在机构设置上，将一些职能相类同或相关度较高的部门整合为一个大的部门，并将其中职能相近或相类似的部委司局、办事机构等整合为内设的职能司局，或者由部委管理但又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机构，统一行使其管理职能，从而加大职能的横向覆盖范围，延展部门的宏观管理、战略制定、整体规划以及决策、服务、统筹、协调、监督、咨询等主要职能。大部门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机构设置精、组织规模大、职能范围广、统筹能力强。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有助于减少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和权限冲突，简化公务处理的手续和环节，建立统一、精简、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有鉴于以往的行政改革方案设计缺乏整体性、接续性和前瞻性，方案设计单一、对策衔接配套不足等弊端，必须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在统筹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基础上，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方案的总体规划和系统设计。对机构整合与职能划分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对策及其各项举措，要做出明确的步骤、顺序、时限、评价指标、达成标准以及检查验收等方面的硬性规定，各项具体对策之间既要衔接配套、统筹兼顾，又要明晰实施过程中的主次依从、直接间接、统合分属关系。使大部门体制改革既有愿景蓝图，又有确保其成功施行的路线图。为此，该方案的设计必须符合科学决策的基本要求，即首先要求决策者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前提下，至少制定两个以上的主辅备选方案，或者制定一连串的复合决策方案，当第一个方案的实施效果不够理想时，即用第二个方案去弥补;第二个方案实施过程中仍有缺憾，采用第三个方案去替代;若第三个方案实施还不够完美，则以第四个方案去完善……如此运用一连串的复合决策方案对其加以整合，对于破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诸多难题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