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报道：信息公开的良好开端

　　汶川地震报道,各路记者云集,报道规模空前，新闻的开放前所未有。外国媒体对中国政府的处置能力和媒体的良好表现赞赏有加，就连惯于用有色眼镜看中国的某些西方媒体也无可指摘。

　　适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不久，如此开放的报道，是条例作用使然，还是吸取了其他重大事件未及时公开带来一系列麻烦的教训。我认为，都有关，要从综合因素来考虑。《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订和公布，当然为新闻更加开放提供了制度化的政策依据。但政策、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考虑到每个细节。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政策出台的同时，还有人会去研究对策，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即使无心歪曲，但理解程度不同，贯彻执行的力度也会不同。就拿“信息公开”来说，是能公开的都尽量公开，用足政策;还是找个“合理”的说法，非常有限的公开呢?还有，靠谁来公开?是让少数媒体公开，还是让尽量多的媒体去公开?这些涉及到的具体操作手法是无法定量的，制度、政策往往在冠冕堂皇的合理解释中打了折扣。

　　所以，我们在贯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时，不仅要关注条例本身，还要用新的理念来看待信息公开和担负传播功能的媒体。用什么样的理念来对待，其贯彻执行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要更新理念，就必须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有些事件，我们国家处置非常及时非常得力，真理在我们一边。可惜的是我们未及时让媒体介入公布，延误时机，带来诸多遗憾。

　　为什么不能及时让记者报道,怕记者报道不太准?怕记者到现场影响工作?这太低估了我们记者的觉悟和能力，同时也未全面权衡利弊。大量记者到突发现场采访报道，不可能没有问题，正如我们的政府官员有时也会说错话一样。但我们要看到利大还是弊大。就拿这次地震报道来说吧，虽然也有一些问题，但总体效果多好啊。灾难本身是负面的，但各类媒体在履行社会责任感中，将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了，因此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力。政府管理部门和媒体都看到了这一点。

　　但愿这次的开放性报道不是个案、特例，而是制度化的良好开端。当然，不同的事开放程度会有差异。但不管如何，能开放都应该开放。有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尚方宝剑，有了这次开放性报道的成功经验，应该推动我们观念的转变，使突发事件的开放性报道有制度的保障。

　　(作者系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