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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地震发生以后，“一些地方要发生地震”的流言甚嚣尘上。所涉省份地震局赶在这些流言扩散之前，将正确的信息通过手机短信等形式向社会发布，迅速消除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恐慌。
4·28铁路事故和上海袭警案不得不面对人们对事件发生原因的猜疑。前者指向恐怖袭击，后者则指向凶手的动机。上海一位市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凶手的作案动机公布之前，人们甚至通过寻找近期几起重大事件发生日期之间的联系，联想这一事件背后的玄机。听到政府的调查结果后，他形容自己“长吁了一口气”。
公开信息所带来的一个有利局面是：信息的供应方和需求方，不必再在确认事实的层面上耗费太多的精力，可以全力处理事件本身。而因信息披露迟缓被广泛质疑的阜阳手足口病事件带来的一个恶果是：所有与核心事实有关的人员，特别是医务人员，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接待一拨又一拨的记者上。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要屏蔽信息变得越来越难。人们比以前更易获得事件的蛛丝马迹，在主流渠道的信息发布之前，这些蛛丝马迹极易在人们想象力的发酵下，按照公众的传播兴趣发展成流言。流言愈演愈烈，往往会带出公众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处理不当甚至会引发更大波动。
5·12地震的信息公开，从诸多的信息来看，得益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推动。媒体的镜头下，总理温家宝在飞往灾区的专机上部署抗震救灾的方案，已经向全国民众传达了信息公开的最强烈信号。
四川省国资委政策法规处处长王可今，地震期间在四川省都江堰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媒体接待工作，省委领导给他的一个总的原则是：任何采访要求，都要尽量满足。
5·12地震的信息公开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对国外媒体也基本不设防，地震现场经常能看到各种肤色的外国记者。王可今认为，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报道角度，但尊重事实是新闻媒体的立足之本。
“所以，我们并不担心。”王可今说。事实证明，此一举措在国际上引发了超乎预想的好评。
信息由谁公开?
但在上海袭警案上，人们至今还对上海市公安局公布的杨佳的作案动机充满怀疑。
虽然上海市公安局否认了有关警察殴打杨佳的传言，并将在网上散发“警察打伤杨佳生殖器”信息的郏啸寅捉拿归案，但仍然打消不了人们心里的疑问。
网上流传的主要疑问有：如果果真像上海市公安局在7月7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警方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始终文明执法，杨佳为何要打“110”叫来督察?发布会说督察来到芷江西路派出所“了解情况”，到底是了解什么情况?杨佳为何又在行凶时一再地问“督察在几层”?如果警方没有过错，闸北公安分局怎么会同杨佳商谈赔偿事宜?
在这一系列疑问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更大的疑问：上海市公安局作为当事方之一的上级单位，充当事件的调查方和信息的发布方，是否合适?
胶济铁路4·28事故后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的做法，或许能为此案提供一个借鉴。4·28事故的联合调查组，既包括事故当事方济南铁路局的上级单位铁道部的工作人员，又有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和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调查组组长则由独立于当事方的安监总局局长担任。业内人士分析，4·28事故的相关责任人能在短时间内受到处理，与这种联合调查的机制不无关系，它的一个明显的好处是可以将当事人置身事外。
事实上，在袭警案上，有人曾经建议将检察机关和人大拉入联合调查的范畴。
也有学者建议，通过放开对当事人的采访限制，使双方的信息在充分地释放中还原事实的真相，这可以部分弥补由事故相关方调查和公布信息所带来的缺陷。
事件仿佛终结，争议仍然不止。核心要点是，政府信息及时准确公开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公众利益得到维护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