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不断发生,我国也是遭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突发性事件较频繁的国家之一。“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逾百万,综合经济损失高达6500亿元,占国内GDP的6%。仅2004年,国内因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就超过百万人,直接经济损失4500亿元。”①
汶川8级大地震发生后,政府在救灾上的迅速反应、积极投入和公共信息的即时公开,让国际瞩目;中国人民在巨大灾难面前闪现的人性光辉,令世人赞叹;媒体报道的即时、全面、深入,以及以人为本的报道视角,也让人看到了新闻传播的一个拐点。5·12,不仅是一个沉痛的地震纪念日,还应该是一个信息迅速公开的纪念日,希望能从此改变一些新闻传播的观念,并改写一些新闻传播理论。
一、媒体报道及时、全面,立体化、多层次,灾情保密成为历史
过去,为了营造社会安定的局面,在重大灾难面前,各级政府习惯于“外松”,不把真相告诉公众;媒体也受“泛政治化”宣传观念的影响和保守媒介制度的制约,把“灾难新闻”当作“负面新闻”,本能地对灾难报道选择沉默或观望。如1994年3月浙江千岛湖32名台湾游客被抢劫杀害案,国内媒体迟迟不报;2002年南京汤山投毒事件的信息发布既不及时,也不充分;震惊全国的广西7·17南丹矿难如果不是媒体强行介入,真相几乎被掩盖。同时,在灾难报道中,死亡人数、受灾情况、救援情况也都成为保密资料,因此而延误救灾,引发灾害恐慌,还常常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质疑。不久前的3·14拉萨暴力事件,政府和媒体仍因观望而错失信息披露的先机,导致不实传言、甚至恶意谣言满天乱飞,即使随后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公开各种信息,都难以挽回业已遭受损害的国家形象和媒体形象。
在社会生活中,灾难事件往往以突发的方式出现,给个人与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冲击。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新闻界对灾难事件报道的基本特点是:1.概括性的简讯;2.低调处理版面;3.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往往把党和政府对灾难的救援行为作为报道的中心;4.对灾情缺乏深度报道、背景报道、连续报道。当灾难发生时,媒体上出现的常常只是一些救灾过程中的冷冰冰数字、依次罗列着的一大堆当地大小官员的名字,对灾难事件本身的报道有时还吝啬到忽视五个W(who、where、when、what、why)的地步,甚至伤亡人数也不予披露。一些执政者认为,灾难意味着“抹黑”,能不报道就尽量不报道,到了掩盖不住的时候,就要求媒体控制报道篇幅和报道规模,淡化社会关注度。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一些灾难新闻变得有头无尾,主次不分,或者硬生生将“悲剧”强行衍变为党和政府处理灾难的“颂歌”。
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让亿万民众的生活顿时失色,却没有造成社会恐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的及时、全面披露。在这次巨大的灾难面前,政府和媒体都吸取了教训,学会了与谣言赛跑。政府反应迅速而有效,媒体报道充分而及时,信息公开透明而全面,与1976年唐山地震的新闻封锁形成天壤之别。
震后不到10分钟,国家地震局就迅速通过新华社向社会发布了消息,并及时发布了各地震感的信息;中央电视台也在第一时间中断其他节目的播报,迅即开始震情与救灾的现场直播;第二天,《人民日报》及各地报纸都纷纷开始了对灾情和救灾情况的多版面、立体化、多层次的报道;各大网站也及时更新灾情和救援的最新信息。5·12这一天,让我们在苦涩中也感觉到了一点欣慰:大灾大难面前实现信息及时、公开和透明,让我们在战胜灾难时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也更加万众一心。
二、灾难报道以人为本,彻底抛弃“泛政治化”的宣传观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灾难事件发生后,事件本身、受害者情况、政府或社会所采取的救援行动都是人们最想知道的,作为社会瞭望者的新闻媒体理应满足人们对这些信息的知情权。可以说,新闻报道对哪一方面的侧重,集中体现了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媒体的功能和社会角色,以及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关系。灾难面前,“颂歌式”的报道,既不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更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