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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克雷说，搞《宪章》不是偶然的，而是希望能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道路上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宪章》出笼遭非议
华侨城的《宪章》涉及到集团定位、文化品位、运行机制、管理方略等七方面的内容，并对三个关键的问题作出了回答。一是文化选择，要求贯通中西，适应未来变化;二是内部运行机制，但没有涉及中央与华侨城的关系，只讲了华侨城的内部关系。主要包括下属子公司的产权制度与分配制度，下属子公司经营者的选拔、考核、激励与约束机制，在这个层面上试图创新并考虑了可操作性。三是集团未来的经营思想，为了可持续发展，企业应该有哪些经营方面的核心理念和经营政策。
对于《宪章》的意义，专家和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异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金碚博士告诉记者，一个企业的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企业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文化属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不能代替正式制度，但往往是正式制度的基础。《宪章》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很有意义，但如果作为一种正式制度，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说清楚。比如产权归属、经营者权力等。
对于产权归属问题，任克雷认为。“搞清产权无非是激励了企业家的物质利益，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在乎物质的追求 ”，在任看来，企业家赚1亿元和赚10亿元对生活质量的改进没有多大意义，推进国企改革，产权改革是重要措施但绝不是惟一措施，企业家对事业的追求往往是高于物质的。
任克雷说，他不希望在任期间为企业固定太多的东西，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一种不断变革的观念。“如果有一天我退休了，我的接班人仍然沿用我的那一套制度，那是我经营这个企业最大的失败”。
他指出，对于华侨城来说，现在固定任何东西都为时尚早，如果能够提出不断变革的制度基础，改革就成功了一半。在这中间，如果要强调固定的话，就固定了两件事情，一是确立企业的核心价值，你这个企业到底要追求什么?二是制度和程序上相对固定，不要因为领导班子的变动而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不仅仅是能为社会提供几个产品，而是构造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可以使经营者永续不断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的争论毫无意义，如果你没有这种意识，权力再大也没用。
“尽管我是从打工的身份做老板的，但我争取打好这份工”。
企业可以为自己“立宪”?
对于国有企业该不该“立宪”的争论中，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杨瑞龙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企业已经进入自由恋爱阶段，有必要的话，可以先生孩子后结婚，如果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父母、亲人都会接受。虽然此观点带有重男轻女的色彩，但它毕竟承认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