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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是冲击回应型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始终处于一个被动的、对地方制度创新给予事后追认、许可或规范、否定的境地，中央要做的是对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给予适时的制度回应。地方政府则处于主动的、不时的给予中央政府制度冲击的位置。而且，地方政府又具有制度供给者和制度需求者的双重身份，因此，它是制度变迁过程中最活跃的主体。我们将设计一个冲击——回应的博弈模型来具体揭示制度变迁过程中各个博弈主体的行为及其效果。 博弈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三方之间展开。博弈时期为t。在中央与地方、国有部门之间，信息不完全对称。中央知道地方和国有企业的战略选择，地方和国有企业必须按照先期中央的政策规定，来决定自己的战略选择。而中央只是在先一期的政策效用释放殆尽后，才会在下一期开始时制定新的政策安排。由于改革初期地方政府不具有对国有企业的财产最终处置权，则国有企业就具有相对地方政府的一定独立性，且由于同为中央政府管辖的单位，两者的信息是完全对称的。
在进行博弈分析之前，我们的基本理论前提是：
⑴各博弈主体的理性是有限的。虽然改革的目标是市场化取向，但对市场经济和经济转轨知识的缺乏，使各主体不得不在“边干边学”中积累这些知识。而更为重要的是，行为结果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即使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都为零，各博弈主体仍无法预见其行为的全部结果。所以，只能以有限的理性指导他们的行为，但是，只有在预期的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时，博弈主体才会采取行动。
⑵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是常态。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必然会引起新的收入流，相应的制度就被要求来保证这种新的收入流能够持续产生。而作为制度变迁的供给者，中央政府由于意识形态的转变、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等原因，使得制度供给不得不有一个基本时滞。这个时滞决定着结构的调整还要为下一期的改革留下创新的空间，即改革目标的动态化—具体化、分阶段化。在这个动态化过程中，博弈主体“将更多的使用满意原则 ”(周振华，1998)，进行次优选择，从而不断推动改革。
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分别为：
Ul=U(Il, Kl, P, S, C)
Ug=U ( Ig , Kg, P, S, C)
其中， Il，Ig—分别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所受的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诺思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降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我们认为，在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由于对市场经济有切身体会，是国家意识形态变化的推动力，其作用在于从微观上消化经济转型的成本。
Kl，Kg—分别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社会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的缺乏，将会束缚制度安排的选择集合。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由于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不断的试错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央政府在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博弈和“边干边学”中不断地积累社会科学知识，增强对市场经济的调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