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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首先通过主要发达国家家庭资产结构的变化来看金融市场规模的增长。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无论在规模还是范围上都有显著的增长。例如，从1985年到1998年，主要的OECD国家中，未清偿的信用和股权总值对GDP之比，从150左右上升到250左右。(P. Mylonas etc. 2000，)
图表1 主要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趋势(年末值，占GDP百分比)
银行对私人非银行部门信贷 私人部门国内债务证券 股票市场市值
198519951998 199019951998 198519951998
美国686469 505671 5282123
日本99118118 333040 58172257
德国93103118 394253 212248
法国768780 413933 123265
英国47116120 161728 62119169
意大利515860 2263231 101846
加拿大687988 9914 416194
G10758486 394252 446798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尽管银行信贷在大多数国家中还是主要的融资来源，但是确实存在着资金从银行贷款向各种证券(包括贷款的证券化，尤其是银行的抵押贷款)的转移。这体现在金融财富从银行存款向机构投资者和直接持有债券与股权的转移，这种变化在美国尤其明显。因此，具有流动性和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在GDP和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其结果是总财富中的一个很大比重对一般市场变化和价格变化更加敏感。
从家庭资产负债表看，OECD各国(除日本)净财富相当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4-6倍，而且在90年代有所上升。家庭负债则相当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倍左右。因此，家庭金融资产与负债的比大约为3-5倍。非金融企业的净值与GDP的比重在大多数国家都较低。但是企业的金融资产(不包括自有股权的价值)与GDP相比是上升的。
过去20多年中，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较为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经济学家都同意物价稳定是宏观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前提，但是这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保证。随着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资产存量的累积对货币政策提出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产价格的定价基础是什么?资产价格的变动是否应该、而且能够得到控制?第二，货币政策需要经由许多中间环节才能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在这一过程中，资产价格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如何?第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维持币值稳定，但是传统的衡量通货膨胀压力的指标所包含的判别经济总量的信息已逐步丧失，因此是否需要将资产价格的变化纳入通涨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