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Gordon 方程,如果资产价格能够完全由基本因素决定,就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信号,资产价格的变动对货币政策也不会有意外的冲击。
但是,资产价格经常不是单纯由基础因素决定,从而出现所谓的“泡沫”。 “泡沫”存在的关键在于投资者的预期。“泡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果投资者出于的资产边际收益的过度预期,使得资产价格超出实际价值,可以称之为“广义泡沫”;如果在这种预期之外,投资者单纯地判断资产价格还会持续上升,并且在其下降前可以抛售套利,由此导致的资产价格上升就是“狭义的泡沫”。但是,从历史经验看,资产价格不可能脱离基础因素长期上升,含有“泡沫”的资产价格在某一时期一定会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会通过前面分析过的几种途径影响实际经济。 目前关于货币政策机制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均存在的问题,首先,这三种观点对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均缺乏统一的解释,对于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证检验,均不够成熟。其次,就中国的货币政策的传导而言,第一种观点将金融资产抽象为货币,显然过于简单;第二中观点需要金融资产在居民资产结构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也即在不同的金融体制中差异较大;第三种观点需要广泛的金融资产抵押贷款制度,或者金融部门与企业更密切的联系。因此,对现实的解释力都比较欠缺。
五、政策选择
既然我们分析了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有多种不利影响,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应对呢?
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而资产价格的变化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关系密切。如果存在资产价格过度波动的现象,常常会引起实体经济的损失,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央行应通过调控利率等手段,进行干预。澳大利亚央行学者Kent And Lowe认为,资产价格上涨与下跌对实际经济的影响是不对称的,金融体系内部的监管能够限制,但不能消除“泡沫”,因此,为了避免资产价格过度上涨和最终崩溃带来的长期影响,货币政策在资产价格上涨的初期就应该通过调整利率等手段来干预资产价格。
Goodhart 认为,中央银行将货币政策的目标只限定的通货膨胀上,显得过于狭窄,象住宅、金融资产等的价格也应该包括在广义的通货膨胀指标内。如果将通货膨胀定义为货币价值的下降,那么,未来消费的价格应该与现在消费的商品与劳务的价格一样重要。
但是,鉴于资产价格决定的基础难以把握,缺乏可操作的工具,各国中央银行在实践中也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更多的学者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货币政策不应该试图直接对资产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Bernanke and Gertler,1999;Cogley,1999)。小川?北坂认为,“尽管资产价格影响消费与投资,但是政策当局将资产价格纳入一般物价目标,为了稳定资产价格而介入资金分配,从经济理论上看有违市场效率原则,从技术层面看,也缺乏有效的手段。政府所能做的充其量是规范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最大限度地抑制市场‘噪音’”。也有人认为,虽然中央银行不应该也无法直接控制资产价格,但是对于资产价格变化对实际经济活动的物价水平的影响,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Crockett(1998),“比较一直的共识是,货币政策不应该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就资产价格纳如目标体系,而是应该致力于物价的稳定,并保证金融体系足以应付资产价格的波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研究是Bernanke and Gertler(1999)。他们提出了“有弹性的通货膨胀目标”(flexible inflation targeting),认为长期中的通涨目标,应该能同时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下面,我们简要讨论与这一主张有关的经常被中央银行当作反应函数使用的Taylor’s Rule。其基本思想是,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利率要综合考虑通涨率和GDP缺口对均衡水平的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