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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的管理思想有其很独到的溯源，既不像张瑞敏那样取法道家学说，也没有多少从传统文化而来的借鉴，他的观念体系主要基于两个知识背景，其一便是军队和毛泽东思想，其二便是来自中科院的科研体系。这两个知识背景都要讲政治、讲纪律、讲学习，而这无形之中塑成了柳传志的人情练达、世故老练以及超强大局观和政治才能。张瑞敏、任正非、李东生、王石等，尽管在商业上也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在政治方面却远不如柳传志，至于褚时健、牟其中、禹作敏等曾显赫一时的企业家，因为“不懂政治”最终落得个大悲大戚的悲剧收场。这三位在声名最盛时，风头还要盖过柳传志。他们都有过人的才能和胆识，只是在政治上却显得天真、幼稚。如褚时健私分公款，犯了国企的天条;牟其中吹牛不着边，一会儿是“造芯片”，一会儿是“把满洲里建成北方深圳”，一会儿是“炸喜马拉雅山引印度洋暖湿气息”，一会儿是“将雅鲁藏布江水引入黄河”。一个私营企业要干这么多国家大事，政府不警惕才怪;禹作敏作为“中国首富村”的缔造者，在大邱庄一言九鼎，甚至公开说，“我去掉一个‘土’字就是皇帝。”他忘了这是谁的国家、谁在领导这个国家了。相比较而言，看看柳传志是怎么说的：“我爱看足球是因为我想看中国赢球。联想做大了，大到中国和外国较劲的时候，联想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才是我追寻的目标。”从决定做自有的联想品牌，到1993年在外资品牌的压力令中国计算机行业陷入最困难境地的时候，柳传志提出“坚决扛住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大旗”，联想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柳传志管理日志》尽管事无巨细地收录了柳传志对战略、对品牌、对文化、对交接班、对并购、对国际化、对社会责任等诸多问题的见解，但这些言论背后都存在着柳传志对政府、对时局的审时度势和必要防备。例如他说，不要成为改革的牺牲品。(后来改为：“不要在改革中犯错误。”)又说，(企业家的主要失败原因)一是没有把目标想清楚。有很多企业家做企业，做着做着就想向政治靠拢了，有心参与政治，结果却把企业做死了;二是一些企业家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侵犯了股东的甚至是国家的利益;三是把长跑当成了短跑。企业成长犹如跑步，倘若一万米有25圈，有的企业家为了得到眼光追逐，前5圈拼命发力领跑，力气很快用完，5圈之后便退下来。还说，大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是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读《柳传志管理日志》，要借鉴的不是柳传志有时“土得掉渣”的管理思想(如他提出的“管理三要素”：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站出画外看画”、“鸵鸟理论等)，而恰恰是他高度警觉的“政治安全术”和借力打力的“政治推动法”。
如今，柳传志的退休生活同样令人羡慕：一边继续在幕后做风险投资和PE投资，一边做着慈善让其一步步接近社会企业家的公众形象。这同样是一个高明的“政治”抉择。现在，一种全新的视野与主题占据了这位中国企业家元老的心：引进战略投资者，改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激励机制和决策机制，选聘合适的人才，强化企业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提升企业管理理念、流程管理和现金管理水平，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股东回报率等资本流水化作业。
现在我们期待的是，柳传志还能做什么，还能续写怎样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