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理论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撑。例如:Glassan和Rhoades通过对银行控股公司中的领先银行的样本的研究发现,所有权集中度与利润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Hill和Snell通过对《财富》500强公司中的122家样本的研究发现,所有权集中和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董事会改革还需要背后力量
董事会改革中,目前较为明朗的是董事会构成方面——建立外部董事(即除董事之外不在企业内部担任其他职务的董事)在董事会中占多数的董事会;
在董事会的激励、董事会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方面的举措,则正在探索之中。
董事会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董事会治理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控股股东治理结构和经理人治理结构做出相应的改变。例如:董事会要切实发挥作用,就要求党委、国资委在国有企业经理人的任免权、考核权等方面向董事会做出让度。
由于董事会的中心地位,董事会改革也受到改革者的特别重视。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甚至将此举称为“国资委成立以来最大的新闻。”
淡马锡是一家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公司,成立于1974年,新加坡财政部对其拥有100%的股权。该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港口、等几乎所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实践,似乎给了决策者这样的信心:只要建立起外部董事占多数且具备合格素质条件的董事会,即使不改变股权结构,也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国有企业的治理质量。为借鉴淡马锡管理国有资产的成功经验,中国国资委曾多次派员到新加坡对其公司治理模式进行全方位考察。
然而,怀疑者认为:外部董事并不是真正的股东,增加外部董事,只是在国有资产委托—代理链条上增加了一个环节,并不能解决原动力不足的问题。甚至部分参与董事会试点的企业负责人也认为,董事会改革不能替代股权多元化,实行董事会改革只是为股权多元化后的公司治理“练兵”。
那么,董事会改革究竟能否促进国企治理质量的提高呢?
南开大学李维安教授对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同等条件下,董事会治理指数越高,上市公司每股经营性现金流量、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年度增长率、财务预警值越高,托宾Q值越低。然而,在董事会治理的各项子要素中,董事会构成对公司业绩和公司价值并没有显著影响;独立董事制度评价值越高,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越低,而每股净资产和每股经营性现金流越高。对公司业绩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董事会组织结构、董事会运行状况和董事会激励制度等:董事会组织结构评价值越高,上市公司总资产收益率和财务预警值越高;董事会运行状况评价值越高,每股经营性现金流越高;董事激励评价值越高,总资产年度增长率越高。
尽管上述调查结果是针对上市公司进行的,而不是针对国有企业的,但是,在进行上述调查的2003年,我国发行A股的公司1192家,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占公司总股本超过50%的有962家,占公司总数的79.2%。在大股东中,国有股东和法人股东占绝大多数,相当一部分法人股东也是国有控股的。因此,上述调查结果几乎可以近似地看作是针对国有企业进行的。
上述调查结果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董事会构成与企业的经营业绩之间没有密切关系。”如果这一结论无误的话,国资委正在推进的董事会改革,单就其本身而言,很可能难以对提高国有企业的治理质量发挥太大作用。因为调整董事会结构,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正是国资委所推进的董事会改革中最核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