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常态

如果各地的新年祈福真的可以让天佑中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开始考虑将祈福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呢？如果恰逢农历牛年，中国就能独秀于全球经济，那么中国民众是否应该“抄底”股市，静待手中股票牛气冲天呢？如果2009年恰逢“九”年又逢建国新甲子年，我们是否就可以根据经验推测今年将是“好年景”，也大可不必为“保八”任务而殚精竭虑呢？事情真的会如此简单吗？诚然，危机中我们不能缺乏信念，但我们更不能选择逃避现实。我相信理性的中国人都有自己客观的解读。

2009年1月29日温家宝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坦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已造成较大冲击，中国正面临严峻挑战“。温家宝一改以往的论调（此前一直高调宣称其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独善其身的信心），也正呼应了前不久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论断——中国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远超预期，加之中国经济面临自身周期性调整，多重因素叠加，中国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

潮水正在退去，真相终将浮现。部分先知先觉者早已嗅到了其中气味,未等尘埃落定，就早早开始了新一轮的布局。而有些人还在惶恐地等待最终的结果，仿佛只要未一锤定音，一切就还有转圜的余地。房地产界的万科王石与华远任志强，正好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我们最好的注解。

2008年无疑将被载入史册，这一年发生了太多我们难以预料的大事，一桩桩、一件件已让我们应接不暇。2009年，将会是承上启下的一年。如不出意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余波将在上半年慢慢消退，实体经济的持续恶化也会在上半年最迟第三季度末见顶。接下来，面对全球经济的漫漫熊市，我们该如何应对？这决定着中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周期内我们将依赖何种经济内涵而增长。我们将2009年视之为一个终点，还是一个新起点？我们视之为困难，还是机遇？我们应该先迎头前行，还是应该首先反省深思？

近来不少学者和官员公开大声疾呼，切勿在刺激经济的同时，放缓甚至放弃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笔者深以为然。用吴敬琏的话说，应对危机，除了政府要采取积极财政措施来稳定市场外，根本出路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推动产业结构的提升。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也公开表示，中国应对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不是简单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而是将扩大内需与技术改造、调整振兴产业和加强社会保障紧密结合，是全面的一揽子计划。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学界，都已达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剩下关键的问题似乎是，怎么调整，如何调整才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其实，调整经济结构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15年前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被明确地提了出来。不可否认，近15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的确获得了长足进步，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从关注经济总量增长到关注经济可持续增长。然而，我们当今面对的增长瓶颈却变得越来越急迫，愈加呈现系统性特征：资源环境的持续恶化、贸易摩擦加剧、资产泡沫交替出现、内需相对滞后、失业率大幅攀升以及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由此可见，要想真正破解经济结构优化的难题，必须首先弄清楚多年来经济结构调整低效的根本原因。

恕笔者直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经过十数年的努力一直未达到理想的成果，其关键在于陷入了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过分追求结果导向的怪圈。纵览发达国家的成长历程，都经历了近百年的增长，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迁移与升级，稳健的经济结构才得以成型。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有殖民文化的原始积累阶段、工业革命的伟大推助力。美国利用大量的移民人才，掀起的两次科技革命，加之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成就了其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新兴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则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前期大量引进新技术和生产线，后期不断的模仿与创新而使本国制造变成了本国创造。

推动中国经济奇迹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十数年来看起来风光无限，是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崛起的巨大引擎。但随着2008年几乎三架马车的同时减速，其隐含的弊端已暴露无遗。多年来，中国政府为了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尽快能赶超发达国家，一直将注意力关注在GDP的量能增长上，而忽略了对三大引擎内在联动不足的调整与应对。表面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十足，但一旦外围国际环境突变，三大动力不但难以为继、而且相互之间还互为瓶颈。换个说法就是，三大引擎之间只能反向联动而不能正向互补。反观发达国家的成功模式，基本上都采用的是循环联动、互补型增长。在起步的时候，经济增长也许并不快，但后续积攒的增长潜能却能不断增加，最终促进持续性增长。无怪乎，张军教授会说：“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经济能增长到什么程度，最终就看生产率的潜能积累了多少。处于追赶阶段的经济体增长通常速度都比较快，增长率都比较高。但这并不表明未来还能维持这么高的增长。除非你的效率潜能的积累在这个过程里能够跟上。”

2008年的中国GDP已经超过了30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虽然我们还是彻头彻尾的发展中国家。但今日中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已经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我们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为广大民众谋福利、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全面反思一下“赶超快“的经济发展导向了？特别是在全球正在遭遇经济调整的这个历史机遇时刻。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是时候应该以新的心态和思维来规划自己的未来了。单一的数据统计口径和表层增长方式的关注，再也不能满足中国谋求量变到质变的内在需求了。多年经济奇迹的盛名，已经让我们陷入了不得不增长、不得不快速增长的泥潭之中。增长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经济数据不是功绩，生活幸福才是追求！我们是不是应该放慢一下脚步、刹住往前冲的惯性，重新调试换个更好的节奏呢？！纵然，为了社会稳定和保障就业，保证一定GDP的增量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但面对中国城市和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不对称，GDP增量的绝对值意义其实仅仅更多停留在统计平均的结果上。大胆舍弃盲目的增长思维陷阱，转求对增长潜力的关注、增长内涵的关注，将为未来中国经济的真正崛起打下坚实的伏笔。东部沿海地区的“失业”，可能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腾飞和创业热潮；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停滞，可能奏响的是欠发达地区经济谱写奇迹的序曲；企业竞争的加剧，也可能成为世界级中国品牌频出的黄金十年。

告别奇迹，回归常态才是事物发展的主旋律。面对当初中国加入WTO时前景预测时的哀鸿遍野，这次，谁又能忽视中国人民的巨大潜能呢？回归常态并非就是什么洪水猛兽，唯有汲取新的能量之后，我们才能完成更伟大的飞跃。

胡锦涛最近提出的“不折腾“，一时间成为了热门词汇，以笔者的个人理解，其蕴含的深义就是以常态为纲、以人本为纲、以社稷为纲。如此一来，经济结构

调整的难题何愁不破？



如果各地的新年祈福真的可以让天佑中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开始考虑将祈福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呢？如果恰逢农历牛年，中国就能独秀于全球经济，那么中国民众是否应该“抄底”股市，静待手中股票牛气冲天呢？如果2009年恰逢“九”年又逢建国新甲子年，我们是否就可以根据经验推测今年将是“好年景”，也大可不必为“保八”任务而殚精竭虑呢？事情真的会如此简单吗？诚然，危机中我们不能缺乏信念，但我们更不能选择逃避现实。我相信理性的中国人都有自己客观的解读。

2009年1月29日温家宝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坦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已造成较大冲击，中国正面临严峻挑战“。温家宝一改以往的论调（此前一直高调宣称其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独善其身的信心），也正呼应了前不久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论断——中国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远超预期，加之中国经济面临自身周期性调整，多重因素叠加，中国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

潮水正在退去，真相终将浮现。部分先知先觉者早已嗅到了其中气味,未等尘埃落定，就早早开始了新一轮的布局。而有些人还在惶恐地等待最终的结果，仿佛只要未一锤定音，一切就还有转圜的余地。房地产界的万科王石与华远任志强，正好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我们最好的注解。

2008年无疑将被载入史册，这一年发生了太多我们难以预料的大事，一桩桩、一件件已让我们应接不暇。2009年，将会是承上启下的一年。如不出意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余波将在上半年慢慢消退，实体经济的持续恶化也会在上半年最迟第三季度末见顶。接下来，面对全球经济的漫漫熊市，我们该如何应对？这决定着中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周期内我们将依赖何种经济内涵而增长。我们将2009年视之为一个终点，还是一个新起点？我们视之为困难，还是机遇？我们应该先迎头前行，还是应该首先反省深思？

近来不少学者和官员公开大声疾呼，切勿在刺激经济的同时，放缓甚至放弃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笔者深以为然。用吴敬琏的话说，应对危机，除了政府要采取积极财政措施来稳定市场外，根本出路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推动产业结构的提升。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也公开表示，中国应对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不是简单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而是将扩大内需与技术改造、调整振兴产业和加强社会保障紧密结合，是全面的一揽子计划。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学界，都已达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剩下关键的问题似乎是，怎么调整，如何调整才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其实，调整经济结构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15年前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被明确地提了出来。不可否认，近15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的确获得了长足进步，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从关注经济总量增长到关注经济可持续增长。然而，我们当今面对的增长瓶颈却变得越来越急迫，愈加呈现系统性特征：资源环境的持续恶化、贸易摩擦加剧、资产泡沫交替出现、内需相对滞后、失业率大幅攀升以及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由此可见，要想真正破解经济结构优化的难题，必须首先弄清楚多年来经济结构调整低效的根本原因。

恕笔者直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经过十数年的努力一直未达到理想的成果，其关键在于陷入了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过分追求结果导向的怪圈。纵览发达国家的成长历程，都经历了近百年的增长，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迁移与升级，稳健的经济结构才得以成型。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有殖民文化的原始积累阶段、工业革命的伟大推助力。美国利用大量的移民人才，掀起的两次科技革命，加之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成就了其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新兴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则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前期大量引进新技术和生产线，后期不断的模仿与创新而使本国制造变成了本国创造。

推动中国经济奇迹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十数年来看起来风光无限，是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崛起的巨大引擎。但随着2008年几乎三架马车的同时减速，其隐含的弊端已暴露无遗。多年来，中国政府为了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尽快能赶超发达国家，一直将注意力关注在GDP的量能增长上，而忽略了对三大引擎内在联动不足的调整与应对。表面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十足，但一旦外围国际环境突变，三大动力不但难以为继、而且相互之间还互为瓶颈。换个说法就是，三大引擎之间只能反向联动而不能正向互补。反观发达国家的成功模式，基本上都采用的是循环联动、互补型增长。在起步的时候，经济增长也许并不快，但后续积攒的增长潜能却能不断增加，最终促进持续性增长。无怪乎，张军教授会说：“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经济能增长到什么程度，最终就看生产率的潜能积累了多少。处于追赶阶段的经济体增长通常速度都比较快，增长率都比较高。但这并不表明未来还能维持这么高的增长。除非你的效率潜能的积累在这个过程里能够跟上。”

2008年的中国GDP已经超过了30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虽然我们还是彻头彻尾的发展中国家。但今日中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已经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我们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为广大民众谋福利、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全面反思一下“赶超快“的经济发展导向了？特别是在全球正在遭遇经济调整的这个历史机遇时刻。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是时候应该以新的心态和思维来规划自己的未来了。单一的数据统计口径和表层增长方式的关注，再也不能满足中国谋求量变到质变的内在需求了。多年经济奇迹的盛名，已经让我们陷入了不得不增长、不得不快速增长的泥潭之中。增长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经济数据不是功绩，生活幸福才是追求！我们是不是应该放慢一下脚步、刹住往前冲的惯性，重新调试换个更好的节奏呢？！纵然，为了社会稳定和保障就业，保证一定GDP的增量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但面对中国城市和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不对称，GDP增量的绝对值意义其实仅仅更多停留在统计平均的结果上。大胆舍弃盲目的增长思维陷阱，转求对增长潜力的关注、增长内涵的关注，将为未来中国经济的真正崛起打下坚实的伏笔。东部沿海地区的“失业”，可能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腾飞和创业热潮；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停滞，可能奏响的是欠发达地区经济谱写奇迹的序曲；企业竞争的加剧，也可能成为世界级中国品牌频出的黄金十年。

告别奇迹，回归常态才是事物发展的主旋律。面对当初中国加入WTO时前景预测时的哀鸿遍野，这次，谁又能忽视中国人民的巨大潜能呢？回归常态并非就是什么洪水猛兽，唯有汲取新的能量之后，我们才能完成更伟大的飞跃。

胡锦涛最近提出的“不折腾“，一时间成为了热门词汇，以笔者的个人理解，其蕴含的深义就是以常态为纲、以人本为纲、以社稷为纲。如此一来，经济结构

调整的难题何愁不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