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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当于董仲舒出现之前的战国，虽然百家争鸣，却没有一家能够脱颖而出，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最实用最正确最能带领企业走上长治久安的道路的。所以麦肯锡这样的西方学术代表，在中国就成了以下这个故事的主角：
一天，一个农民赶着一群羊在草原上走。迎面碰到一个人对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羊群有几只羊。”他用卫星定位技术和新的网络技术将信息发到总部的数据库……片刻后，他告诉农民共有1460只羊。农民点头称对。随后，他要求农民给他一只羊作为报酬，农民答应了。
不过农民说：“如果我能说出你是哪家公司的，您能否把羊还给我?”那人点头。
农民说：“你是麦肯锡公司的。”那人很惊讶地问农民是怎么知道的。
农民说：“有三个理由足以让我知道你是麦肯锡公司的：1、我没有请你，你就自己找上门来;2、你告诉了我一个早已知道的东西，还要向我收费;3、一看就知道你一点都不懂我们这一行，你抱的根本不是羊，而是只牧羊犬。”
王莽就象是故事中这个农民一样，他对于一种统治性的思想观点，没有敬畏之心，他审视着它，研究着它，在看穿了这一思想的本质之后，他更懂得如何利用这个观点，为自己服务。
按照“他好我也好”的孔孟之道的新逻辑，要讲究“温良恭俭让”，也就是说，要想上车，光有票是不够的，你得排队;光排队也是不够的，要想达到一个合格的乘客的标准，你还要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后面的人。如果我们把这一逻辑形象化，我们就会看到在一个公共汽车站，每个人都生拉硬拽的把后面的人往前提，而自己拼命往后挤。这图像有点奇怪，但还不至于毫无道理和根据——你回忆一下我们中国人在酒桌入席时急赤白脸的拼命谦让的混乱情景就会明白，在汉朝那会儿，人们都是这样表现的，都好的有点过分，有点没道理。
王莽从小就读孔孟之道，理解了其中的精髓，他立刻明白，在这个孔孟思潮统治下的汉朝政治上，政治的力场已经发生了逆转，人们在儒家的教育之下，深信只有好人才能当官。而且，王莽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定理上，而是基于此作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如果大家都坚持“温良恭俭让”的逻辑，那个排在队伍最后的人，反而最有可能是第一个上车的人!我们姑且称之为“王莽猜想”。
王莽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都在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这个大胆的猜想，而且证实了自己是对的。我们中国人当中，上点年龄的都知道“哥德巴赫猜想”，那是一个老外提出来，又有陈景润费了多少年的工夫到了最后也没有能够印证出来，停留在离1+1看似只差一步之遥其实仍隔着千山万水的1+2上，望洋兴叹。王莽的猜想虽然没有这个歌德巴赫的那么高难度，但是也已经足够大胆，大胆到也许为此押上自己的性命或者他视若性命的前途。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说，按照政治挂帅的原则，王莽猜想应该被归入政治哲学和数理逻辑学得范畴，其理论高度和广度绝对超过哥德巴赫猜想，而且是人家王莽一个人提出来，并且以自己为试验品，在他日后的政治道路上将自己的猜想进行一一地证实，可见王莽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天才，放在今天，王莽不仅仅是那个用自己的机智讨回了属于自己的羊并寒碜了麦肯锡一顿的老农民，他会成为麦肯锡第一个中国籍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