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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知情权也是实现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保证，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参与权、表达权，这些权利的实现都必须以知情权为前提。没有知情权，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参与权和表达权。例如，你没有充分的信息，你怎么参与立法、参与决策，你在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上怎么表达你的意见、建议?人云亦云绝不是真正的参与。所以，知情权实现是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前提条件。
第四，公民维护知情权，是维护经济权、财产权，社会权的基本条件。像涉及到征收征用，公民不知道补偿的标准、安置的条件，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信息不公开会对人民的经济权、财产权，社会权带来损害。
第五，知情权是公民实现监督权和救济权的保障。救济权主要包括复议、诉讼、申诉、控告、检举等，如果没有知情权，你打官司就很难打赢。当然，在复议、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要负举证责任，但是如果行政机关隐瞒证据，提供虚假证据，你不能通过信息公开获取真实证据，你就没有办法胜诉。
第六，知情权的实现可为公民生产、生活、科研提供很多便利。没有知情权保障，企业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就无法与对手公平竞争，例如，产品标准变了，企业不知道，仍按老标准生产，其生产的产品就会卖不出去。没有知情权保障，公民的生活也会很不方便。例如，有些药品、食品有毒有害，信息政府如不及时公开，很多人的健康，甚至生命就会受到威胁。某些似乎与老百姓关系不大的信息，如政府的“三定方案”，其不公开也可能导致很多不方便，如你要到政府办审批，不知道去找哪个政府部门，找到了那个部，又不知道这个部在哪里等等。
大地：《条例》出台，公民的知情权是否就可以无障碍地实现呢?如何客观看待《条例》对于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作用?
姜明安：障碍还是会存在的，这源于很多因素，包括《条例》本身的局限性。《条例》本身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条例》的位阶太低，它不是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更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它只是一个行政法规，其调整范围有限。像党的机构的信息，如省委、市委、县委的信息，就不属其调整范围。而我们国家很多重大决策多源于省委、市委、县委。党的机构的信息不公开，公民的知情权就难以完全实现。此外，法院、检察院、其他公权力机构的信息，《条例》也规范不了。
其次，《条例》上面还有很多相关的上位法，如保密法，档案法等，这些上位法大多是上世纪制定的，没有贯彻和体现信息公开的原则。如果两者发生冲突，按照“上位法优先”的原则，应该按法律办，《条例》的规定就难以实现。
再次，《条例》的某些规定过于原则、过于宽泛，如第14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关于国家秘密的定义非常宽泛，他不想公开的信息，都可以纳入“国家秘密”，拒绝提供。再比如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里有个解释，是否适用于本《条例》，还有待立法或司法解释;“个人隐私”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适用起来都可能产生争议。再比如，《条例》第8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什么叫做“危及社会稳定”?很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