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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避免对灾民的过度曝光
“敬礼娃娃”朗铮、“可乐男孩”薛枭都是在灾后报道中被人们熟知的名字，这些孩子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勇气让人敬佩，但媒体对他们的过度报道却也让人看到了一丝隐忧。
在“六一”儿童节前后，我们打开电视机、翻开报纸、点开网页，看到有关灾区的图片总是那些孩子的脸和茫然无助的眼神，他们回答着已经重复许多次的问题，被记者们追问灾难的细节，被大人们“引导”说着感谢的话。诚然，这些孩子在灾后需要和亲人朋友在一起，但他们更需要的是在平静的氛围里慢慢抚平身心的创伤，而非频频暴露累累伤痕。有关专家呼吁，媒体别再为拍到孩子们无助甚至痛苦的脸蛋，而没完没了地帮他们回忆失去亲人的场景，别再让他们摆出符合主题的表情和姿势——把话筒和镜头从他们稚气的脸庞推开，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关怀。
媒体应注意传播方式的选择，不能固定化。对于一些灾难、事故的危机报道，不能一味地“反面文章正面做”，不报道危机的实际情况，以及给社会和当事人造成的不幸和损失，而把主要篇幅用来报道与灾难、事故抗争的英雄人物和英勇行为。这种报道方式虽然从正面宣扬了英雄人物的英勇行为，能减轻事件本身带来的沉痛和不悦，但对受众最关心的危机本身的获知却并无裨益，甚至容易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
4.防止话语权易手
西方媒体对灾害报道的一般处理手法，是在赈灾后期出现大量质疑报道，一是社会问题，像建筑安全问题、地震预报问题、善款监督与使用问题等;二是环境问题，比如四川灾区地质构造与生存条件问题，这次地震给三峡大坝造成的影响等。面对这些疑问，政府应该尽早建立预案，媒体要加以配合，进行议程设置，防止话语权易手，陷入被动。
在震后报道中，应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次生灾害通报和救援报道的关系;二是获得国际援助和强调自我重建的关系。媒体的报道方式也可由消息播报式向专题类转变。在危机传播中，信息的快速传递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些信息仍然无法取代公众对个体、对细节的关注需求，这也正是专题报道的价值所在，可以用深度来展现这场灾难中的点滴，而这个报道过程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会因为时效的缺憾影响其记录真实的力量。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变化的是游戏，不变的却是游戏规则——因为变化的是不同种类的危机，人类无法预知即将到来的是又一场怎样的考验;但不变的是游戏规则，只要民众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那么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灾难，还有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与契机。(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