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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机制的专业化需要智力服务
兰宝石：温总理说，多难兴邦。能称之为国难的，最近几年影响比较大的几个事件：非典、5.12汶川大地震。
“非典”之后政府各个体系都要求建立救援体系，需要一整套的政策建立，我认为中国特色的长效机制的建立首先需要解决专业化的问题：
第一，救援是很专业的，所以关于专业化的问题要强调。
第二，重大的灾难、国难发生时，整个规则都变了。救难和救急是有区别的。发挥企业独特控制社会资源的特点，各行业不同的优势和特点在灾后重建、在长期的救助中间要发挥作用。
第三，咨询公司会催生很多中介机构、催生整个行业、产业的机构。说到北大，大家在长期救灾、救援形成下怎么发挥我们的特点?值得我们探讨。我是北大光华的，一开始出现灾难，大家都非常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私营企业或者是个人，会发觉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个公众利益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与此同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也来了，特别是灾后重建阶段，比如整个灾区的金融体系怎么恢复，新的体系又该如何建立?被灾难破坏、摧毁的产权关系又该如何理顺?我们这些MBA校友们此时可以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为灾区提供智力服务，目前我们正在跟德阳合作建立定点的智力服务，推动区域经济恢复与发展。
我们很多人实际上都想干点事情，光拿钱还是有限的，怎么长效发展才是重点。国难和每个人都有关联，让大家都有办法、有渠道表达自己的那份爱心、那份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是否有中国特色的长效机制?
傅强：说到长效机制的建立，一位美国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个事情，他在印度工作过，据他讲，印度经常有水灾，跟美国爆发飓风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但他注意到，尽管孟买基础设施很差，但遇到灾难之后，国人们相互救助的速度很快，而美国爆发飓风之后，尽管机制方面很健全，但是政府和相关机构总在考虑机制该由谁干?这个体系运行能不能从A到B到C?结果在救灾方面的表现总是慢吞吞的。我想中国的现状正是处于印度和美国之间，长效体系的建立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走向反面呢?我们是否可以把东西方的应急机制拿来借鉴的同时，也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长效机制呢?
李晨晔：实际上咱们讨论几个层面的长效机制，一个是灾难当中的“救急”。刚才我们说国家应急机制到类似救急方向，我觉得可以提醒中国所有企业，因为从这件事开始应该反过来想，中国在碰到比较大的自然灾害，会有社会反应，企业会和社会互动，会有人评论企业捐多少钱，所以短期机制要建立起来。
另外，我还是强调“救穷”的长效机制，其实是很大、很有挑战的一件事。现在里面还有很多矛盾，还有很多大家没有见过的事。通过这件事情将“救穷”的长效机制反射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长效机制上，我觉得有几点可以说--
第一，此次地震事件至少是一个不低于五年的事。国内企业也好还是国外的跨国公司也好，谁做得好现在还不一定能看到。这本身对所有国内、国外企业都是长效机制的考验。
第二，至少有一个底线，企业至少可以做到企业社会责任，从你的供应商、你的合作伙伴、你的客户里考虑开始做起。然后再和专业的合作机构合作做其他更多的事情。
傅强：最后，不管是救穷也好、救急也好，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朝这个方向去考虑了。最后一句话表态，智囊传媒愿意搭建平台，以自己的能力促进灾区重建的工作，同时推进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以及各方对于中国特色的长效机制方面的思考，这也是我们媒体的责任。
调查
灾后重建的线路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联合进行调查，于5月30日至6月3日第一时间深入灾区，在成都、绵阳、都江堰、彭州、安县和绵竹6个地区，针对889名受灾居民展开了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另外，“5·12地震灾区居民生活监测”项目组成员还在灾区对部分受灾群众和救助机构、专家进行了深度走访。
调查显示，受灾群众普遍对前一阶段的救助工作持肯定态度，灾区民众的需求已经从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转向对社会交往、个人发展和心理需求的关注。根据对灾区居民的需求调查以及零点研究人员实地走访所了解到的信息，特列出10项未来灾区重建的建议。
建言1：在重新安置中考虑居民原有的人际网络，尽可能采取整群安置的原则，在安置点建设时考虑公共空间的预留;
建言2：鼓励灾区居民参与安置点的管理、服务工作，推动安置点社区朝自主、自立方向发展;
建言3：鼓励社会共同参与，探索适合城镇发展的招投融资模式和政策;
建言4：立足当地发展经济，领进门，陪一程;
建言5：小额启动资金，帮助有技能的居民生产自救;
建言6：人才中介机构，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一条龙服务;
建言7：为残疾人士创造友好的生活环境，提供更加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建言8：根据家庭结构、伤亡情况制定组合性的安置政策;
建言9：展开专项志愿服务，解决巨大的心理救助人员缺口，提供多层次、主动式、长期的心理干预服务;
建言10：在全国开展全民危机意识和防灾应急知识的普及教育和模拟演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