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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所熟知的代表日本崛起的明星企业大多位于全球化且竞争激烈的象限内，例如丰田、索尼、佳能、东芝等等。其实，仔细观察这些行业，仍然大多为几家从属于六大财团的寡头们所占据，只是在与更加冷酷的海外对手交战中，承受着更大的竞争压力。
必须更加细致地分析它们的公司形态和行为方式，才能从中研判，它们所具有的竞争能力，能否穿越经济景气周期和产业发展周期的波动，历久而弥新，通过适应性演化成为未来竞争中的强者。
名为公司的家族
日本公司的形态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更像是“家业”。企业以父母的心态照顾员工，员工则以忠诚和服从为回报。大公司与供应商之间，财团与成员企业之间，亦是如此。
管理学界对于此种公司形态褒贬不一，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日本企业，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选择的东西。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文化中，伦理是社会的经纬。一个人有负恩义是非常可耻的，“恩”就是人在所处的巨大网络中各种相互关系，而“义”则是自己的身份、角色所应尽的责任，应遵守的规范。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任何人的聚合体都必须建立等级，形成规范，以帮助人们辨识自己如何行为才符合体统。贸然引入西方自由的、无等级的公司形态和社会形态，也许会带来更多灵活性和进取心，但是无疑也会造成对社会的巨大颠覆。
在此基础上，日本企业创造出一种适用于家族式企业的管理方式：更加注重整体利益，个人自由可以为之做出让步;人与人之间抱着建立长期关系的心态，任何决策都通过体现“诚意”的事先沟通来推行，不是通过争论是非对错、而是以协调利益上的矛盾来解决问题;成员之间不是通过竞争和压力，而是通过长期的承诺和浸润，激发其动力。
“家公司”的最高版本便是财团。日本的绝大多数企业都隶属于六大财团：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即使不是其成员，也是某个成员供应商体系中的一员。财团一方面构筑起精密细致、攻守兼备的合理体系，另一方面模拟家族血缘关系，以共同利益为纽带把企业紧密联合在一起。
财团大多以主力银行和综合商社为双核心，成员企业分布在日本所有主要产业部门。银行提供金融支持，而综合商社则承办财团内部各企业的产品销售和对外贸易，在收集商业情报上的强大能力仅次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财团成员之间彼此有着家庭成员般的了解、责任和忠诚感。内部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不是通过法律和竞争，而是通过社长会解决。社长会主要成员企业的最高领导者组成，是财团内的最高协调机构，所有财团的重要经营战略，商讨、合作和调节利害冲突都在这里完成，甚至能够对成员企业的最高管理者互相调动。
二战后，急于参与全球竞争的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固了原本便存在的财团制度，将资源集中起来，避免散兵作战。随后，财团逐渐显露出在应对风险方面的强大能力，由于规模异常庞大，业务在产业和地理上的分布都极其广泛，这使得在单个企业看来的产业大洪水，对于财团只是内部成员之间的资源调配就可以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