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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供职于浙江的一家民企，客观地讲，这家民企老板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较为先进的经营理念。他一年之中会数次专程到上海招人，我即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了与浙江民企零距离的接触。从我进入公司的第一天起，老板就一直在强调现代化的法人治理，强调分权、授权。为此他不仅亲自去学校读书，而且多次到咨询公司求教，他实在是认真的。但即便如此他所有的努力还是无法抵消他周围及其自身已有的老理念、老思路的影响。传统的势力，也就是我讲的文化惯性太强大了，以至于他在一番左冲右突后，仍无法向前迈出哪怕是小小的一步。这也恰恰是我从“总裁撂挑离职，温州财团前景不明”一文中看到的情景。据报载：
6月初，也就是温州财团高调成立的时候，两大财团之一的董事长曾向媒体表示：“我们试图走出一条新路，新路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家族制的温州企业传统模式，从外部招聘职业经理人，组成管理团队，进而构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于是从外面空降了两位满怀希望而来的总裁。但仅仅四个月不到，两位总裁又先后满怀失望地离开，其内心感受也无非是一个是“伤心”，一个是“弊气”。“最尴尬的问题是两权分离只不过镜花水月，只不过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尽管股东们屡屡强调‘现代企业制度’这些名词，合同也已写明了各自的责、权、利，但实际上他们视企业如儿女，始终无法割舍或者说不知该如何控制企业的欲望。”
其实，一直关注浙江民企成长的人们对上述情形也并不陌生，九八年的时候，不是有一群大学生一样地满怀希望跑到浙江萧山的一家民企，不久便满怀失望地相继离开吗?当时的媒体还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评论风波呢!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物，却有着完全相同的希望，相同的文化，相同的结局。因此，我们能断言：民企的瓶颈在文化。
再看第三点：文化的病根在传统。温州财团的外聘总裁虽来去勿勿，但双方当事人对个中原因的认识却如出一辙。财团董事长直指：外来的人也要熟悉温州的文化，不理解温州的文化，不明白股东的意图是不行的。而外聘总裁则干脆借柏杨的酱缸文化来形容。所谓柏杨的酱缸文化不就是传统中国文化糟粕的代名词吗?每个中国人对它再熟悉不过，它传承中国数千年，根深蒂固，深入骨髓，不要说身在本土的温州人，就是远在海外的华人，象王安电脑，也免不了因受其影响而富不过三代。它何止是病根，而且是隐性病根。它左右华人言行的诸如：要听话、要乖巧、要安静、要安分守已、要知足常乐、要尊老、要稳重、要忍让、上阵要靠父子??，不但不以为错反以为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我们的民企也就难以走出家族经营的小圈子，难成气候了。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对传统中国文化，先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很值得人们三思。一直信奉儒家治国理念的李光耀，在审视因亚洲金融风暴而陷于长期低迷的新加坡经济社会时，不能不痛定思痛，毅然决然地对妨害企业家精神培育和个人创造性发挥的传统中国文化展开起一波又一波，持久而猛烈的批判。
最后看第四点：不进则止停留于此。不进则止就是说假如浙江民企不能有效地去除掉自身的文化病根，则由民企兴起，由民企支撑的浙江经济将陷于长期的停滞。温州老板们为何要联合起来搞财团?原因之一是目前的产业利润已非常微薄，生存的空间极为有限，甚至只能靠晚上开工，赚点电费上的差价来维持。如果说几年前人们还有理由担心对民企阴暗面的过早反思，会挫伤民企的积极性的话，那时至今日，对民企的鞭策已变得十分迫切。浙江是民企大省，浙江宏观面对民企的扶持和重视非其它省可比。此外，近年来在硬环境建设上与上海、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已较为完善，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跨海大桥日已缩短了浙江民企与外部世界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