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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文的论证：
“让我们假设，在牧人对损害负责的情况下，牛群的最优规模是2头，由于他把其牛群扩大到3头，须支付包括3美元在内的全部附加成本，超过了其多生产的牛的价值，因而牛群会保持在2头的最佳规模，资源达到了最优配置。但是在牧人不对损害负责的情况下，实际上牧人想让农夫支付的成本，决不会如天真到科斯所设想的那样只是增加第3头牛造成的谷物损失价值3美元，而是把牛群扩大到n头时损坏农夫全部谷物的价值——这里的n头是指牧人霸占了农夫全部的土地后的最优牛群数，无须考虑即可知道这个最优规模的n头不可能正好等于原来的2头。很显然，这是农夫绝对不可能支付得起的，从而牛群就会实际扩大到n头，而非保持在2头的最优规模。这就是说全部的土地都被牧人占用而养牛，这就导致了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而根据前面的定义，这也并非资源最优配置。 ”
(三)，我的论证：
设MC为牧人养牛的边际成本，MD为农民遭受的边际损害，MC MD为社会的边际成本，MR为养牛的边际收益，MR=P，如下图所示：
假设这块地的产权起初是不明晰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份合约明确规定谁应该对牛造成的损失负责，那么牧人就会按照自己的边际生产曲线确定牛群规模，根据MC=MP，他会养3头牛。而农民当然不会甘心，他会向牧人提出抗议，但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牧人毫不理会。(也许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但作为一个经济人，这是他的最佳选择。)于是，牛群会继续保持在从全社会看来无效率的3头上。
现在让我们来界定产权，比如说制定法律，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一来，牧人就必须为自己养的牛给农民的谷物带来的损失进行赔偿，否则将被投入监狱。从而他面对的边际成本曲线由MC上升到MC MD，再根据MC MD=MP，可知牛群规模将会是2头。此时，牧人的总利润为三角形ABO，而农民遭受的损失为三角形OFQ1，但他也得到了牧人对他的赔偿——三角形BEO, 三角形OFQ1和三角形BEO面积相等(因为BE=FQ1)，于是他的总利润为零。
而如果产权是这样界定的：农民必须忍受牛群四处践踏给他造成的损失(这是可能的，想一想19世纪的印度，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民，面对闯入自家麦地里的英国人的牛，他除了忍气吞声还能怎么样呢?)于是他不得不与牧人进行谈判，他愿意为牧人减少所养的牛而付费，只要付的钱不超过他受到的边际损害(小于四边形FDQ2Q1);另一方面，牧人也愿意接受农民的钱而少养牛，只要收到的钱不少于他养牛的利润(大于三角形BCE)。由于假定交易费用为零，他们总会通过讨价还价达成一致，最后的结果仍将是牧人只养2头牛。此时，牧人的总利润为三角形ACO，其中四边形ABEO是正常经营所得，三角形CBE为农民给他的钱。而农民的损失为三角形OFQ1和三角形CBE，其中三角形OFQ1是牛破坏谷物对他的损失，三角形CBE是他支付给牧人的钱。虽然农民仍然遭受损失，但比起谈判前的损失三角形OFQ1来，这个结果他是愿意接受的，因为三角形CBE和三角形OFQ1的面积总和要小于三角形OFQ1的面积(注意：BE=FQ1)。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支持科斯的观点。而《科》文的逻辑错误关键在于如果农夫对损失负责，牛群的规模是多大(见前面引用的《科》文原文)。《科》文作者认为牛群将会一直扩大到直到霸占整块土地。我认为不会这样，即使不对损失负责，牧人的边际成本曲线也是不断上升的，而边际收益是固定的(等于市场价格)，牛群规模总会达到一个最大值，而不会无限扩大。并且，农民为什么不来和他谈判呢?对此，《科》文又做了如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