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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应该遵守规矩，这是管理最起码的要求。问题是领导者使用的策略、采取的手段是不是合乎人性?某些管理者大言不惭地说，透过某些手段可以改变中国人的民族性。首先，我们必须加以澄清，有些人随地吐痰、不喜欢排队、不遵守秩序与民族性无关。这些现象，只是人的习惯而已。习惯是可以改变，但并不表示民族性也容易改变。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与习惯最好区分清楚。
就算把中国人的性格，变得完全和美国人一模一样，也不过是灭族亡国，自取其辱，岂不是呜呼哀哉?
不知不觉中养成很多坏习惯，这是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一种无奈。家庭教育是第一道关卡，若是家教不严，父母争着想当子女的朋友，却不能善尽教育子女的责任，制造虚假的和乐气氛，最终只会使子女受害终生。于是责任就转移到第二道关卡——学校教育。现代教育主张废止体罚，甚至骂都不能骂，教师很无奈，只能在家庭教育否定了我国谚语“棒下出孝子”之余，在学校教育中，搁置下西方谚语“免了鞭子，毁了孩子”(spare the rod and spoil the child)。由这样的家庭和学校教育陶冶出来的年青人，步入社会进入公司之后，再加上不能够勤教严管，怎么可能成为规规矩矩的好员工?然而，给员工良好的待遇、优越的福利，便采取强制手段来管理员工，动不动就开罚单，也是一种虐待。
人格的成长，主要来自于每一个人的自制(self-discipline)，由自觉而自律。罚款的措施，容易使员工产生“公司所看重的，说穿了还是钱，并不是自己行为改变”的错觉，是一种强硬的压制手段。这往往使交罚单的员工对公司敢怒不敢言，产生一种憎恨心理。长此以往，就破坏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一旦员工另有去处或者生活稍微改善，就会掉头离去，因为长期生活在怀恨或恐惧之中，是大多数员工所不能忍受的。
只要牵扯到金钱，无论重赏或重罚，很快就会变质。罚少了产生不了作用，罚重了怀恨之心更加剧烈。公司采用重罚策略，还要到处宣扬，更加对不起自己的员工。
儒家“和”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愿望和理念，管理者必须把它确实融入到管理实务之中，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正如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人与人之间应和谐相处，彼此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个性，相互之间并不盲目求同。如果要所有员工都表现出一致性的行为，势必同而不和。表面上大家害怕被开罚单，不得不规规矩矩;实则心中各怀鬼胎，一肚子无奈，总有一天忍无可忍，爆发激烈的反弹。
“和为贵”的概念，已经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基本价值观。以和为贵，是把“和谐”当做一切人或事的出发点和归宿。从和谐的愿望出发，追求和谐的目标，将是不是和谐以及是不是有利于和谐做考核的标准，最后达到和谐的效果。由于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宇宙万物，其存在形态都是和而不同的，所以“和为贵”必须遵循“和而不同”的自然法则，求“和”而不求“同”。要求员工在必要的生产过程中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实属不得已的措施;在生活行为上做出这样的要求也是违反人性的。提倡社会和谐并不是要取消差别，归于同一，而是要和而不同，在个别差异之中寻求和谐共处的艺术。
同而不和，表现在对上级一味迎合附和，不表示不同的意见;对下属则搞一言堂，不欢迎不一样的意见。在行为上，为了避免被罚款而显得特别规矩。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和谐，只能够勉强维持形式上短期的假和谐。
对于同仁的要求，最好是“求同存异”。“求同”指在彼此之间寻找共同点，保持某些共同的观念以建立共识，提供某些共同的利益以奠定和谐共处与真诚合作的良好基础;“存异”则是保留不同意见、不同主张、不同利益，不刻意寻求同一，更不强制求取齐一。
一个社会，要求人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严格培训交通警察的射击技术，务求百发百中，然后配置在交叉路口的高处，凡有违反交通规则的就地枪决，保证人人守法，绝无违规的可能。但是，这样的社会人民快乐吗?这样活着还有尊严吗?
有一位老板，秉持“做不好就开革掉”的原则，为人大公无私，结果却把自己唯一的姐妹也开革掉，弄得不敢回家过春节，因为团圆的时候，父母的心情会因他而不好，一句“你有几个姐妹，怎么这么狠心”的埋怨，平日再有狼性，恐怕也支撑不住。和谐绝对不是和稀泥，而过分严苛，只能够做到同而不和，也不是真正的和合。短暂的和，必然是形式上的假和谐;看长久，才有真和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