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
此外，美国公司的CEO通常由董事会聘请或解雇，这可以说是董事会最重要的职责。在中国，公司的CEO则是由党委而非董事会任命。这是中美公司治理一个关键的差异，Behan在为美国《商业周刊》撰写的一篇文章提到。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中国的董事会依然可以在风险管理、领导力发展以及其他能帮助公司高效运转的领域内发挥作用，Hay(合益)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陈玮在该文中认为。
Behan总结说董事会的效率取决于五个因素。它们包括:
董事会信息:在开会前向董事提供有信息量的资料，并在开会期间展开详细的讨论;董事会和管理层关系:在董事会和CEO及高层管理人员之间发展建设性的关系; 董事会活力:董事会要在支持和批评管理层的方案及行动之间制造适度的“紧张”; 董事会领导力:鼓励不同的观点表达，并使会议集中在关键的议题上;董事会议程:集中在对公司影响最大的关键议题上，并提供足够的时间对这些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董事会构成:选择合适的人(这些人拥有合适的技巧和经验)担任公司董事，并向他们持续提供有关公司知识的培训。
中国迫切需要治理变革
过去十年间,发生在安然、世界通讯等大公司的公司丑闻重新激发了美国公众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关注。许多公共及商业机构都努力推动治理变革，以提升董事会监管管理层的能力和动力。公司治理问题在中国正变得更加重要。中国的公司(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虽然从银行或股票市场上获得了大量资金，但他们依然缺乏效率。
最近一项调查发现:1/3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另有1/3刚刚持平或受隐性成本困扰，余下的1/3也只是略微盈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缺乏效率。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因此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的关键所在。
“我们在中国的三个城市采访了众多的国内投资者、合资企业和外国投资者”， 本次论坛的另一位演讲嘉宾、来自风险计量集团(RiskMetrics Group)的Stephen Deane说， “93%的中国投资者认为公司治理在未来三年将变得更加重要”。在调查中，中国的投资者还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觉得公司治理重要。他们抱怨说，“一个上市公司的内部操作像是一个黑箱。我们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公开披露的信息非常有限，我们无法根据那些信息作出投资决策”;中国正受“缺乏绩效评估系统之困。管理层缺乏将事情做好的动力，因为做得不好也不会受到惩罚”。他们承认“资本市场的根基是信誉和信心”，但他们批评说“信任正是中国股票市场之所缺。没有一个好的信誉基础，就很难判断股市的稳定性”。
在中国，政府是公司治理最主要的推动者，陈玮指出，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有关改善治理结构的规章制度，要求中国的公司加以执行。但不仅仅是遵守当地法律的问题。中国公司的管理层已经意识到，改善治理结构是他们参与全球竞争的必要环节。他们发现，好的治理结构不仅有助于吸引外面的投资，而且还有助于从战略层面提升公司的全球竞争力，陈玮继续说。
与会者不仅包括来自Hay(合益)集团、风险计量集团、纽约证券交易所、花旗银行的公司治理和组织管理专家，也包括数十名来自中国公司及中国保监会的高层管理人员。对于这些中国嘉宾来说,前面所说的挑战不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当他们致力于走向全球未来时，他们已真切感受到了进行治理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压力。在会上,不少中国与会者介绍了他们在中国提升公司治理的有效实践，他们不仅提出了中国公司的特殊情况，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公司在治理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