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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量改革:经济的自由化政策仅允许新兴的经济(部门)扩张和建立，而不允许整个经济(部门)失去政府控制;经济的新成分是在计划之外获得鼓励和增长的。
(3)试验性改革:改革方案一般不由中央政府设计，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甚至不是广泛实施的。改革是在试错方式下推进的。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但中央政府会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并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改革方案经常被修正以适应各地情况。
(4)微观改革走在宏观改革前面:改革方案最初集中于把产品市场的激励搞对而不是把要素市场的价格搞对。虽然中国通过双轨定价逐步使产品市场价格自由化了，但为了保持转型的平稳，大多要素价格仍未被自由化。经济学告诉我们，微观激励的改善是产出增长的基础。
(5)经济改革走在政治改革之前:经济改革是在给定的政治体制内执行的。虽然中国经历了财政分权，党和中央政府仍然任命地方官员。从经验上看，政治集中的体制似乎更容易保持宏观的稳定。
我在那篇文章中总结道:“总之，与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不同，中国经济改革更好地建立了制度激励的条件以驱动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表明，把价格搞对似乎不是经济成功的唯一决定因素。中国的经验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一套协调和激励机制，该机制在市场制度最终建立之前看起来是非常必须的。”
中国与俄罗斯经济表现的巨大差别，或者更宽泛地说，亚洲的转型经济与苏东的转型经济(一般简称CEEFSU)在经济发展上的分野，作为可探究的题目可谓经久不衰，至今仍然吸引着经济学家的眼球，成为转型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生长点之一。但是，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不同。对转型经济的研究早已逾越转型战略优劣的早期认识而转入了深度的制度比较研究。得益于这一研究的深入推进，一个被称为“比较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团队正在蓬勃兴起。
比较制度经济学显然把研究的视角聚焦在制度的转型和变迁方面。弄清楚制度变迁的逻辑与过程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题。新制度经济学以主流经济学的思想为灵魂，吸纳历史学和政治学，用丰富的素材构建出一个关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概念框架。毫无疑问，经济学家诺思是代表人物。
诺思的理论构架恢宏，视野宽广，但它是在试图解开人类历史(特别是18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的努力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在本质上它是历史的理论，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理论。它与今天我们所关注的特定的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现象之间依然有着隔膜。正因为如此，比较制度经济学是在经济发展、增长和制度转型等学术的范畴内形成的，它本质是不是历史的理论，而是经济学理论。比较制度经济学十分注意对不同经济发展现象的比较研究，高度关注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制度、治理、政治制度、行政官僚、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禀赋、增长战略、政策选择等涉及现代经济学经典范畴之外的要素。在诺思的意义上，这些要素都在制度范畴内，或者干脆说，它们就是制度。因此，最终，与诺思一样，比较制度经济学也坚持这样的信念:制度是重要的。
就特定的转型经济来说，比较制度经济学显然克服了早期研究经济转型的两个缺憾，它们不单纯地讨论改革方式的差异，而是从初始的制度约束来解释政策选择的差异。另外，比较制度经济学依赖丰富的经验和计量研究的支持。值得指出的是，我在下面的那些讨论不仅是围绕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话题而展开的，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比较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