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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激励:分权还是再集权?
不可否认，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产生了不凡影响，而且帮助我们弄懂了很多发生在这30年的事情。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的经验也帮助我们去进一步检验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与制度转型方面的一些理论成果，推动对理论的发展。这并不是文字的游戏。这里面藏有一个有趣的、不容易看清楚的机制在起作用。我记得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曾经说过，是现有的理论决定了我们能观察到什么。对经济学家来说，当他们观察中国的经验时，他们可能常常不是因为找到了好的经验才去建立理论，而是因为有了理论才容易地发现好的经验。事实上，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有很多现成的理论和知识体系，而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学家能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把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的现有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去作对照，就自然是一个例证。按照西方的这个理论，财政联邦制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导致经济增长。那么，对照起来看，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现象背后有没有分权和财政联邦的机制在起作用呢?
Charles Tiebout1957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的“地方支出的一个纯理论”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之前，公共财政的学说，如果有的话，也都是关于国家财政的理论或者“集权”的理论。在发表了这个篇经典的论文之后，分权的重要性开始受到经济学家的注意。
Charles Tiebout的分权理论简单地说是这样的。在公共品的供给问题上，向地方政府的分权可以解决困扰中央政府面临的信息缺损的问题。因为只要居民可以在不同地方之间自由迁徙，他们自己的真实偏好就实际上通过“用脚投票”的机制显示出来了。而且，因为地方政府的收入与“逃离”的居民多少成反比，所以也就必然因此产生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个类似于竞争性市场的机制就可以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模式。
但是，早期这一代的财政联邦制的思想还主要局限在公共财政的范畴内，还没有更集中地涉及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以及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一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和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的经验现象受到重视之后，早期财政联邦制的思想才得以发扬光大。
1993年，中国经济学家许成钢与钱颖一在《转型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比较冗长的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与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这篇论文让他们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一个研究财政联邦制的兴趣。在1993年发表的这篇论文中，他们就有了一个初步的观察，认为中国改革前的经济在组织的意义上与前苏联就不同，他们认为这个组织结构的不同对后来的改革方式和经济增长都有影响。在前苏联，计划经济的管理是垂直的，纵向的，而中国的计划体制内始终存在着多层次的和多地区的管理层次，这样就构成一个产业组织学上所谓U-型的和M-型的组织结构的分野。在中国，这个结构被习惯地称之为“条条”(中央部委)和“块块”(地方各级政府)。
之后，另外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如Gerard Roland和Barry Weingast等人)也加盟其中，与中国经济学家联袂合作，开始把财政分权的思想更多地与地方政府的激励、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由于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转型经验现象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与早期的公共财政理论已经不同，他们突破了公共品供给的局限，进一步把向地方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的激励和地方的竞争联系起来，建立了解释经济转型的一个概念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他们强调了地方的分权促成地方竞争的条件，而且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趋好的竞争”(race to the top)。分权竞争不仅促进了乡镇企业和不可逆转的市场机制的发展，还导致了改革实验的发生和模仿。这就形成了今天可以称之为第二代财政分权或财政联邦制的基本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