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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突破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作为国资平台的成立，力求探索行使国资功能方面的几对关系的平衡：行政职能与经营职能、集权与分权、人员选聘的市场化与行政化等。
相较于现有的几种国资管理模式，“北京模式”的突破在于：平台公司的决策与国资委的决策主体完全合一，以此破解国资管理上较为广泛存在的“上下博弈”困境;探索一个地区的大范围国资整合可能，以此破解国资管理上客观上存在的“画地为牢”困境;探索国资经营的市场化运作，通过市场化的选聘经理人手段、实行任期责任制，以此破解客观上存在国企领导人在“官”、“商”角色中的摇摆现象。此外，“北京模式”也是对于“国资法”实施后对于国资管理部门的“出资人”法律定位的“预演”。
具体说来，北京模式有三个方面的突破：一是解决了法律上的障碍。过去国资委对运作股权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而且只能新增引进，对存量不能随便动，当然不能变现。比如，某个企业有10亿资产，国资委想把这部分资产变现30%，那么这笔收入要归入财政帐户，国资委自己是不能收入这笔资金的。如果国资委变现以后马上要投入怎么办?就很难从财政帐户中重新拿出来。国资委通常都避免这种方式。解决了法律上的障碍后，就可以从容调配资源。北京国资委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投融资平台，从所划转的股权情况看，分类极广，领域甚宽。有人认为运作起来不太现实，但是要看到，以前也有一些资产管理公司都归口的，比如交通口、建设口等，它们对资产运作基本是比较简单，因为领域窄，运作范围有限，都是静态的持股和投资关系，就是说，这个投资公司对下属企业的资产没有详实的投资规划。
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突破，北京模式对促进国资管理和国企改革应该能起到重要作用。毋庸讳言，北京市国企改革前几年一致比较平淡，资产回报率也比较低。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技术原因也是一个，国资委有时候想操作但是没有办法去操作。也有因为北京是首都，一旦改革，风向标意义明显，影响比较大，因此国企改革和国资管理比较平稳。
困境依旧
自2003年各级国资管理部门的相继成立，几年运作下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国资管理中的一些深层次困境依然客观存在，其中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体系设计方面的因素，当然也与国资管理部门自身定位的“飘摇”有关。
从现阶段看，国资管理的困境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国资管理部门的角色定位问题，国资管理部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问题，国资重组的方式选择问题、国企经营者的选聘方式问题。
——关于国资管理部门的角色定位问题，核心体现在作为监管者和出资人角色的含混不清，简而言之，在“婆婆”与“老板”两种定位间的摇摆。
—— 关于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问题，核心体现在直接管理，还是间接管理的问题，具体体现为，对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参与、监控方式问题。纵观各地的国资管理部门运作模式，较为普遍地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该管的没有管到位、不该管的又干预过多。这其中的核心矛盾在于，国资管理部门是一个政府机构，有权设定游戏规则，却无力承担相应责任。
——关于国资重组方式选择的问题，核心体现在通过行政化的手段，还是市场化的手段。没有行政手段的介入，很多的国企改革、整合、重组无法推进下去，仅靠行政手段，必然会带来诸多衍生的弊端，“拉郎配”式重组带来的“整”而不“合”的例子已经非常多了。
——关于国企经营者的选聘方式问题，核心体现在是市场化的手段，还是传统的干部任命的方式。造成这样困境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不仅影响是否选择到合适的人的问题，还牵涉到对于经营者的评价、考核是否到位的问题，更牵涉到，国企的持续发展问题。
这4个方面的困境，在现有的国资管理模式下是很难解决的，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创新国资经营载体，可以在一定程度弱化，甚至是化解这些困境。
但是我们很遗憾，并不能从现在的北京模式能看到突破这些困境的希望。创新国资经营载体的探索依然道路漫长。对于国资经营载体运作的不断创新还将持续下去，“北京模式”的探索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