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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爆发期：舆论引导为主，稳定为第一要务
与危机潜伏期所进行的“舆论监督”不同，危机爆发期间新闻媒体更侧重“舆论引导”。所谓“舆论引导”，就是“用正确的新闻舆论去引导社会舆论特别是作为社会舆论主体的公众”，“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控制行为，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社会群体意识和个体心理的调节，达到社会意识形态整体的动态平衡”。面对谣言四起、公共秩序随时都可能陷入混乱的局面，“媒体的监督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弱化，媒体所发挥的权力制约与制衡功能逐步向社会协调与均衡上转化。变化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公共危机面前，整个国家、社会都需要凝聚力量，共同抗击灾难。而另一方面，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媒体”。在非常时期，新闻媒体应当积极配合政府，及时迅速地向公众传递正确信息，引导舆论遏制谣言，最大限度地维持社会稳定。
2003年“SARS”事件之后，我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日益成熟，政府力图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转发新闻通稿等手段在危机事件中影响新闻媒体的议程。面对政府的危机公关，新闻媒体一方面应根据政府设置的议程来编排内容，确保政府所要传达的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地传至大众。同时媒体应当积极与政府沟通，将公众的意见与抱怨及时传递给政府，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及时疏导公众情绪，保持社会稳定团结。总之一切要从政府和公众的整体利益出发，协助政府把舆论导到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方向和轨道上来。“如果危机期间大众媒体集体失语，就等于放弃了媒体议程设置这一责任和功能，其直接后果是促使和纵容了谣言的滋生蔓延，使引导舆论变得非常被动”。
危机恢复期：舆论监督与引导并行，齐力重建家园
除了要继续进行舆论监督外，危机过后的舆论引导也是必不可少的。与危机爆发时强调信息一致、抵制谣言不同，危机后的舆论引导更侧重身份认同及民族自豪感。通过对英雄事迹的宣传、对很难克服困难的战胜以及危机爆发期间奉献与团结精神的回顾，媒体让大众感觉自己是如此地强大，让他们因身为民族一员而感到自豪。如1998年对抗洪英雄的宣传、“非典”后对医护人员的赞扬，无不冠以“民族英雄”的称号，“神话信仰的核心在于集体参与的感觉以及对超出个体人的潜力的关怀和力量的分享”。通过对民族精神的渲染，我们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一起，全民同心重建家园。
在我国，虽然大部分媒体为国家所有，使得政府想要传递的信息可以及时准确地传达到公众身边;虽然在突发事件中政府可以对媒体实行有效管理，使不利于自己的信息不能公开传播，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中完全依赖政府的指挥，毫无主动性可言。经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发现，即使面对政府日益成熟的危机公关，新闻媒体仍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在危机的不同阶段，新闻媒体主动性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危机潜伏期舆论引导就不重要，或者危机爆发期舆论监督就可忽视，而只是依据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所采取的最有利于解决危机、降低损失的抉择而已。在社会风险越来越大的今天，突发事件中新闻媒体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与政府紧密合作，为危机的早日解决及家园的重建贡献力量，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