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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世界是平的。美国政商学界著名的“中国通”乔舒亚·雷默(JoshuaCooperRamo)曾在名为《淡色中国》(BrandChina)的报告中指出： “国家形象”在全球化时代显得特别重要，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它是综合国力和民族精神的表现和象征，是一个主权国家最重要的无形资产。雷默认为：中国目前最重大的战略挑战，都与其“国家形象”相关。
舆论挤压下的危机时代
发生在西藏的事情、斯皮尔伯格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职务、火炬传递被滋扰等等风波……海内外舆论有关中国国际公关技巧的评述正在增多，中国政府是不是面临着一个更多的国际舆论压力?
杨凤春：一件大众关心的事情发生以后，人们会议论纷纷。人们对自己关切的事情进行判断、发表意见，这是旁观者的权利和自由。对具有意义的事情，大家议论，说明大家在关心，而当事人以某种方式进行回应，说明当事人愿意与“旁观者 ”进行沟通。近期涉及奥运会的新闻和议论较多，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事情有很多兴趣，而中国需要与国际社会进行沟通，消除“误解”和“好奇”，一切都很正常。我不觉得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有什么压力：事实上中国政府难道不希望人们知道真相吗?如果希望知道，旁观者的关心和提问，等于给了中国政府一个澄清的机会。
胡百精：我最近也去几个部委讲课，讲国家的危机应对战略和国家形象问题。他们感受到很强烈的压力。
从西藏的情况来看，官方也做出了与西方展开更为良性互动的举动，被称做是公关的进步，您认为它折射出政府危机公关的哪些变化?
胡百精：我跟相关的几个部门的官员打过几个电话交流这件事，感觉有几点进步，那就是政府在追求“开放”、“均衡”。开放，比如这次组织17家海外媒体到拉萨去。政府应该明白这一点：事实和建构事实的关系。同样的事实，不同的方式来建构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结论，多少人卷入和关切同一个事实，事实就会有多少张面孔。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越开放越主动。均衡，则是我们过去没有做到的，我们政府公关处在一种不均衡状态。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做法是“西方质疑——政府沉默——政府辩驳”，批评者主动而政府处在被动。还有一种模式的国家公关，相对静态，采用的是“告知”或者说“宣传 ”的姿态，而不是对话。具体的新闻报道追求宏大叙事，充满了很自我很封闭的表达。这样的两种模式都无法达成有意义的协商而重建信任。
杨凤春：从绝对意义上说，当事情的真相一览无余的时候，人们不会想到去搞什么“公关”，因为事实总会被人们所理解，人们也总是会以一定的态度或行为来表达自己的理解：接受或不接受。对不承认和接受事实的人来说，双方的差异不是对事实真相的了解，而是对具有特定事实的“真相”的解释和价值衡量，因此沟通意义上的“公关”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公关”起作用的场合事实上只存在于事实的真相一时不会被揭示，“当事人”如何让“旁观者”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就是“ 真相”的场合。要想取得旁观者的信任，是需要技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关”事实上是沟通双方就有关事实真相进行的 “博弈”，这是需要策略和技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