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办奥运会对各个国家而言,都越来越难。这是一个需要公关的事情。
杨凤春:中国举办奥运会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改善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公关应当服从于这个目标和意图。中国目前的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有很多“中国特色”的东西,其中有些可能需要“与时俱进”。具体而言,对外部世界的关注甚至批评,中国应当有平和心态,应当自信。
亟需研判的危机公关
美国有中文媒体发表文章认为,北京奥运亟需危机公关,您认为北京奥运政府该如何研判和回应西方压力?
杨凤春:对任何沟通而言,当事人可以对旁观者的议论积极回应,但也可以不予回应;可以正面回应,也可以“顾左右而言他”,这不仅是作为当事人的权利和自由,而且也是其这个“危机公关”策略和技巧的一部分。但这不是毫无限制的,当事人不能无视一些基本的底线,更不要试图挑战旁观者的“智力”。
近些年来,危机公关的概念逐渐渗入中国政府活动,政府开始逐渐有了些感觉。事实上,中国政府向来是高度重视“ 公关”工作的,而且也是“公关”、“危机公关”的高手,能力强大的“宣传”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海外工作、群众工作,事实上都是系统和具体的“公关”工作。但我们不应忘记,中国政府也曾经有过一些非常不良的“公关”纪录,如“大跃进” 、文革时期,“恶”的、“坏”的公关案例比比皆是。因此,可以说,现在中国并不缺“公关”,而是缺“好”公关。
胡百精:关键在于恢复双方的信任,事实是重要的,但是过度纠缠事实则没有意义,比如拉萨的打砸抢烧事件和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说到底其实是信任问题,即使是真实的事实也经常被价值层面的不信任所打垮。但是从这次看来,开放使得局面越来越好。政府在公关过程当中,不应该是“把关人”(一种传播学理论,认为媒体业是受众的把关人,决定受众应该读到看到什么),而应该是“开门人”。
我很高兴看到政府在恢复信任上做了不少的努力,大众媒体,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要想毁一个人一个国家很容易,但是重建信任方面,媒体帮不上什么大忙,媒体说一个国家几句好话,这个国家在外国国民眼中的形象几乎不可能恢复过来,这个时候要恢复信任,就要直接进行人际沟通。这次中国领导人是在和西方领导人直接做电话沟通的。要避免变成公众面前、媒体之间的辩论纠纷。
良性互动或者说有效公关的前提是什么?
胡百精:首先在态度上,要积极应对。把事情想到最糟糕是危机管理者应有的态度,要把对话当作态度和信念,而不仅仅是一种手段。在今天麦克卢汉(传播学者)描绘的“地球村”我认为已经到来了。世界变得如此拥挤,还有许多国家没有学会和邻居在交流频繁的时代打交道的规则,以后的冲突会更加厉害,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对话。
杨凤春:公关之是否“有效”,标准在于公关能否有助于改善国家的形象。凡是无助于这一目标的所谓“公关”,危害性更大,会更加破坏自己的形象。再次,如果我们能把“公关”理解成改善政府内在品质、与社会包括国际社会建立平等、良好关系的具体动作之一,那么“危机”可能会越来越收缩、局限于事情本身,而不会动不动就被“一般化”、“扩散化”,这样化解危机也就相对简单的多了。最后,从政府诚实守信的角度看,如果有“危机”,最主要、最重要的“公关”动作应当是取信于民,包括国际社会。因此,不说谎、诚实守信是政府极其重要和宝贵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