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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使我们自1976年以来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严酷与无情，大半个中国能够感觉到大地的晃动，数以万计的同胞在瞬间丧生。与此同时，华夏儿女以及海外侨胞与友人展开了一场施援救灾、共渡时艰的“人民战争”。此间涌现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所折射出的人类真爱、人性至善和人伦亲情，感人肺腑，催人奋进，发人深思。历史终将证明，这次大地震留给中华民族的绝非仅仅是严重的人员伤亡与惨遭蹂躏的古老文明，还将是一座记录着我们民族成长经历和蕴涵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转折意义上的纪念碑。在此，笔者将着重讨论我国自然灾难观的重构及其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和挑战。
一
这次特大地震与今年年初发生的南方雪灾和不久前发生的胶济铁路事故不同，其中很难找到所谓的人为责任或责任人。虽然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在致力于抗震救灾，希望将这场灾难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但客观地说，我们人类在大自然的这种自由不羁面前所凸显的更多是一种苦楚和无奈。但也正是这种极端性的境况，使得我们能够真正严肃地思考许多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敞开我们已被物质主义追逐淹没的真实情感和做出一些事后也许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英雄般壮举。一句话，汶川大地震震撼着我们，教育着我们，也在改变着我们。
1.它是对我国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信心、能力和制度机制的全面检验与提升
无论与我们许多人依然记忆犹新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相比，还是与最近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严重自然灾害相比，我国政府对这次特大地震应对的果敢、坚毅与自信都几乎无可挑剔，堪称世界一流。比如，温总理在仅仅几个小时后就赶到了灾区中心(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堵住许多所谓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和媒体的大嘴)。而之所以有这样一种高水平的政府绩效，在笔者看来，至少应归功于如下几个方面的要素。
一是过去30年来我国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建设所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简而言之，我们的家底厚实多了。我们当然还没有发展到所谓“财大气粗”的程度，但至少与30多年前相比，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心中不慌了。应该说，这次抗震救灾的最大困难在于灾区复杂的地质与地理条件，尤其是极其不便的陆路交通，而不是救灾物资的过度短缺。因而，尽管最初几天的医药、食品和帐篷等急需物资的供应有些困难(甚至需要国际援助)，但等真正将国内其他地方的资源合理组织与动员起来后，这方面的困难就大大减轻了。当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祖国各地的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的时候，所体会到的恐怕不仅仅是浓郁的同胞亲情，还应包括国家强大带来的欣慰与自豪感。
二是我们国家相对集权的制度特色或优势，也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说的“全国一盘棋”的体制或观念。资源配置与管理的集中化尽管存在着自身管理上的一系列缺陷与不足，但在紧急状况下特别是灾难救助中的效率是毋庸置疑的。从各种紧急救援队和医疗队的组建进入，到各种救灾急需物资的调拨运输，再到后来的伤员异地救治和城镇重建中的对口支援，世界上恐怕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得像中国这样迅速有力。各地之间也许会在日常的经贸条件谈判和跨区域公共责任分担比如环保责任上斤斤计较，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可以说都是顾全大局、慷慨大度，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相对集权的制度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