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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实施救援、表达关爱与慈善的过程中积聚与提升“社会资本”的契机
在过去的日子里，全国人民都像四川地震灾区的人民一样沉浸在痛苦、悲伤、焦灼与施爱的心绪之中，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分担与帮助减轻那些瞬间受害者的伤痛与感伤。尤其是在为期3天的举国哀悼的日子里，平日忙忙碌碌的“正常生活”停滞了，周围缤纷斑斓的世界变成了单一的色调。在笔者的记忆中，我们这个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还从未经历过如此艰难的时刻，而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公民的积极应对，都让我们看到了大量远远超出灾难救援层面本身的东西。因而，在最为紧迫的直接救助阶段结束以后，我们所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是化悲痛为力量，化“自然灾难”为“社会资本”。
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概念从国外引入后，虽然被广泛引用，却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其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最为需要与看重的是“经济资本”而不是“社会资本”。而且，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扩展，我们的社会与交往关系也在日益经济化甚至市场要素化。可想而知，这种背景下“社会资本”的积聚与丰富自然也就成了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人们时常批评的道德滑坡与价值沦落。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自然灾难教育了我们每一个人，拷问着我们已经变得有些麻木的道德良知，荡涤着我们已经被程度不同污染的心灵。就此而言，这场灾难可以说为我们民族提供了聚敛“社会资本”的“天赐良机”(绝没有冒犯那些依然在艰难抗争的广大军民的意思)。
“社会资本”首先是一种大写的“爱”。这种爱可以是一种强烈的人伦之爱，比如夫妻之间和父子之间的爱，也可以是一种普遍性的人性之爱，比如对陌生人的关爱，可以是一种施与爱心的行动，也可以是一种对他人与他物的尊重与珍惜之情。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已经听到了太多的这个意义上的感人故事。我们敬佩那位以自己身体护住数位学生，却牺牲了自己生命的杰出教师，同样为那位单骑近3000公里，回家照顾妻子的年轻人而感动;我们感激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灾民的解放军战士，也感谢那些慷慨解囊的各界知名人士、普通公民和国际友人。所谓“大爱无疆”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词藻，而是现实中涌动的一股暖流。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缺失了这种暖流会变得异常可怕，相反则会赢得全世界的敬重。
其次，“社会资本”是一种“集体”或“公共”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日益强调对个人权利、利益和要求的认可与尊重，并逐渐引入了作为西方现代文明基础的个人权利与价值概念。这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在西方文明中间也有着对集体和公共利益的强调与守护。何况，现代西方文明反思中最深刻的正是对“集体”或“公共”利益的重新崇尚。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的积极应对和经济社会关系的“绿化”正是要矫正经济自由主义盛行产生的历史性偏差。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从未缺乏“国家”观念和“家庭”意识，但往往缺乏一种本地性的“社区”或“共同体”意识，而所谓的“社会资本”首先指的是这一层面上的“集体”或“公共”意识。我们当然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尤其当面临像地震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但也需要一种更加紧密的“集体”或“社区”(那是日常生活于其中的环境)。
最后，“社会资本”还是社会成员的一种责任感和行动。某一群体中个体的关爱之心与“公共”意识最终演变成一种责任感和行动。这种责任感和行动不但体现在集体面临危机时他(她)能够自觉做出的无私奉献，更体现为他(她)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言谈举止。一个教师会忠实而尽职地履行自己的教书育人与守护责任，一个警察则会尽职尽责地完成分管的治安与保护职责，而且这些责任在特殊的情景下都可能变得异常危险，需要鲜血甚至生命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