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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社会资本”并不是一个可以准确描述这次自然灾难救助中所焕发出来的、而我们国家发展又特别需要的时代精神的词汇，但是，它其中的一个含义应该是贴切而恰当的，即资本的繁殖与再生特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将这场数十年一遇的自然灾难转换成为“社会资本”拓展的契机或转折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将会变得更加强大与成熟，而这也将是对数万名不幸逝者的最好纪念。
二
汶川大地震具有远超出灾难本身的异常丰富的意蕴，就像2008年本身一样，注定要依其特定的方式在中华民族的成长历程中留下浓重的一笔。也正因为如此，它构成了对我国新闻传播业的时代挑战。“多难兴邦”一词的关键不在于难多，而在于我们能够从积极应对灾难中学会生存与发展的智慧。就自然灾难观而言，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特别强调以下三点。
一是掌握国家实力、社会救助和地方自救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在如此巨大的自然灾难面前，国家理应承担起主导性的救助责任——从紧急救援，到灾民安置，再到灾后重建，都是如此，抗震救灾首先是对我们国家总体实力与能力的全面检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鼓励、接纳和感谢来自国内外政府性、民间性与个体性的社会救助善举，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合情合理合法地募集、使用和对待这些“善款捐助”，尤其不能鼓励行政化动员集资和依据金钱数额对捐助者“划线分级”。而相比之下，更根本性的救助应是灾区人民的自救、自强和自立。
二是掌握自然敬畏与人类力量颂扬之间的平衡。总体而言，我们从特大地震这种自然灾难中看到和感受到的更多是自然的严酷与无情，因而可以领悟到的应更多是对大自然的恐惧与敬畏。从长远一点说，我们需要保持这种敬畏之心，并将其转换为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对生态可持续性的追求与尊重。与此同时，我们理应歌颂那些在自然灾难应对中涌现出的超越国界、民族、行业和政治信仰的人间大爱、人伦真情。我们很难真正战胜这种天灾(就连严格意义上的准确预报都很难做到)，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真情真爱抚慰那些受伤害者的心灵，帮助他们获得生活下去的信心、勇气和基本条件。
三是掌握媒体自主报道与主动参与之间的平衡。新闻媒体人员的主动参与成为了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对于那些新闻业人士的英勇义举，我们只能由衷地表示钦佩与赞赏，可以说，新闻媒体人员像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医护人员一样，是奋战在抗震救灾最前线的“人民卫士”。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类型的深度介入恐怕只是极端情况下的个例。除了必须考虑的抗震救灾等所必需的专业要求外(我们的很多新闻记者并不具备)，新闻媒体的首要使命仍是自主地报道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在这种大灾大难面前，在这种大灾大难之后，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应该如何更积极地面对?我们的灾区政府与群众应该如何更积极地面对?新闻传播中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像其他领域一样多，而且对它们的解答对于我国的长期健康发展也同样重要。
(作者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环境政治研究所所长、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