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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事实再次证明，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是一支敢于接受挑战、也经得起考验的人民军队。他们再次以无畏的牺牲精神，捍卫了战争年代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积累起来的声誉与尊严。我们能看到个别出身名门却临阵脱逃的异类教师，却从未听说过畏缩不前的解放军战士，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也只是刚刚成年的孩子。国外很多人包括一些相对正直的学者友人常常对我们的子弟兵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误解或曲解，但我们的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英勇言行却视为理所当然。“解放军来了，我们就有救了”，一句朴实无华的话语包含的是无比深刻的政治哲理。
这绝不是说，我们的政府应对这次重大自然灾难没有任何问题，或者已经做得完美无缺，恰恰相反，我们的政府不仅敢于承认发生的某些局部性问题(比如救灾物资分发)，而且致力于发现和解决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并且希望以完善制度的方式更好地解决问题。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政府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强化了以下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是信息公开、坦然面对，从而更好地与世界各国、国内各地沟通、理解和互助;二是有意识地鼓励民间组织、个体志愿者参与救灾行动，并探索相关管理进一步制度化的新思路。可以说，国务院不久前公布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最先在本次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充分应用，而近年来学术界讨论颇多的非政府组织有序的社会与政治参与也得到了实践性的推进与推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历这场自然灾难之后，我们得到提升的将不只是政府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信心与能力，还包括我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管理水平与民主化进步。
2.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更正确地认识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性，以一种更加谦卑、更加谨慎的态度认知自然、对待自然和变革自然
首先，我们需要多一些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应该说，与西方现代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大自然的欣赏与合理适应，比如那些至今仍然朗朗上口的山水诗和发挥重要水利作用的都江堰。但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扩展所严重冲击着的，正是我们民族长期以来守持着的这种对自然的欣赏与敬畏。无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创造，大都是所谓征服自然的杰作，比如撑杆跨越长城、黄河、大峡谷，徒步穿过撒哈拉沙漠、南北极地等等，当然也包括奥运会火炬登上珠峰。这些所谓的人间奇迹对于当事人来说也许是一种挑战极限之举，但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对自然神圣性的解构。这次汶川大地震，就像不久前在缅甸发生的强热带风暴一样，大自然在展示其无情与严酷的一面的同时，也在无言地表白：与大自然生生不息运行的恒久与自在相比，人类的文明甚至存在其实都很脆弱与短暂。
其次，我们应该多一些对可持续性发展的深刻感知。笔者此前对汶川几乎一无所知，但感到既遗憾又酸楚的是一张汶川县城地震前的照片——高楼大厦林立，一派繁荣景象和一则史实报道——该地区位于我国地震高发地质带的中心位置，而它仅在1976年就曾发生过两次7.2级的地震(该地区的另一次7级以上大地震发生在1933年)。笔者绝非是说地震这种自然灾难会有多少年一次的轮回，而是说32年一次的频率足以让我们警惕与惊醒。可持续发展和城镇的可持续性，对于学者来说也许只是个模棱两可的术语，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也许只是个修饰政绩的词藻，但对于一个城市和生活于其中的市民来说则是生命本身。如果公众和地方官员都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地方是个地震高发区，还会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吗?更为重要的是，汶川周围地区和我国的其他地震高发区，是否应该重新考虑它们的城市规划与建筑方案呢?诸如此类，等等。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内涵是生态可持续性，而不是无限的经济增长和千篇一律的城市建筑，而所谓的生态可持续性，就是如何使我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与自然的规律与节奏相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