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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还采用了与地方电视台多点注入的方式。地震发生后各种相关信息资讯纷至沓来，充分收集和整合这些信息资源对于震后的灾情报道显得至关重要。成都、德阳、绵阳、绵竹等当地电视台记者以及湖南、重庆等周边省市的电视台共有十几家与央视联合作战，使得央视的新闻来源获得最大化。在央视记者抵达汶川、北川等重灾区后，直播活动中越来越多地采用记者现场报道的手法。记者置身于残垣断壁之中，报道自己在灾区的所见所闻，现场报道伴随新闻事件的发展过程向观众作即时的展示，使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身临其境般地目击灾区的灾情和救援工作的进展。
现场直播由于其特殊的传播特点能给受众带来错觉(“在场”的幻觉)，故往往会给人一种现场直播等同于现场的错觉。但是，不管采用什么样的传播方式和呈现方式，传播者对新闻与活动的建构和再现都是有所选择的。直播中，编导和摄像对机位的架构、记者对报道角度的选择、主持人对现场的加工，都服从于自身所在的媒体机构的利益，同时也会受到个人价值观和职业素养的影响。因此，现场直播只能尽可能地接近和展示现场，但不可能等同于现场。
二、事实选择：客观公正原则与价值判断的隐匿
这次直播面对的情况异常复杂：大范围的受灾地域、严重的灾情、众多的受灾群众、紧张的应急处置、紧急的救治援助、紧迫的赈灾和安置，在地震发生后的几天里，电视直播需要面对如此众多并且一直变化着的信息源和新闻现场。与录播相比，电视直播几乎就是新闻救援行动，容不得仔细推敲和选择事实。正因此，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本能性)直播成为检验中国主流电视媒体新闻实践的重要依据。
从考察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水准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清楚，电视直播的灾难与现实灾难并不完全一致。很多重大新闻事件经过电视直播后，实际上都成为媒介事件。
央视的这次现场直播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新闻实践都值得称赞。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也有网友发问：央视派出了220余名记者，为什么我们还是感觉信息重复率高，更新速度不够呢?原因可能是媒体报道技术，也就是选择报道角度的方法不多所致。这种方法或手段不够，可能是因后方力量不足，通讯联络不畅，前后方的沟通很难深入，在策划与调配方面也力不从心……报道中少了一些疑难的解答，比如为什么当时无法向汶川实施空降或直升飞机降落、从废墟堆里刚救出的人要注意什么。还有网友认为，这次地震涉及四川、甘肃、陕西多个省份，而直播重点关注汶川，传达出来的信息存在偏差，对哪些地方遭灾最严重、哪些地方最需要救助等信息披露较慢。此外，报道救援信息时，镜头主要瞄准政府组织层面(如解放军的救援、医护人员的救治)，灾民自救与志愿者援助方面的新闻比较少;关注从废墟下被救出来的生命多，忽视需要救助被困的灾民。
欧美电视提出“新闻就是LIVE”，就是要促使新闻采编人员打破原有的思维与叙事模式，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去主动捕捉新闻事件，增加报道中观众未知因素的含量。但是，这种LIVE决不是完全根据观众需求或者事态发展来进行的。直播与其他新闻报道方式一样，同样有所取舍，还借助于那些用来表现被选择供广泛传播的故事所使用的技巧，例如将信息融汇在叙事格式之中，或将特定的角度强加给观众，这些角度强调某些细节而舍弃其他细节。选择供新闻报道的事件，并不完全建立在评价这类事件相对重要性的客观标准的基础上，也不完全由事件本身的特征决定，而是由记者寻找事件的方式所决定的。换句话说，电视直播受到新闻机构的要求、价值取向和惯例的引导，而不完全受事件真实情况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