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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就汶川地震当天报道对美国CBS和央视进行了对比。CBS晚间新闻对于汶川地震报道的总体思路是：整体描述受灾情况——灾民的情况和反应——救援状况——国内其他民众的反应——领导层的指示——连线采访一些细节状况(也是关注灾区和救援状况)。央视采取的编排方式是：简短的导语对地震进行介绍——政府高层的关注和解决方案——相关部门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各部门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的救灾工作——全国各地的支援——连线央视记者描述灾区情况——预防工作。CBS整个是以5W的模式在进行一次灾难报道，侧重于客观事实的尽可能全面的报道，而央视的报道则更偏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正面宣传方式，充分发挥了舆论导向和安抚民心的作用，对整个事件的全方位立体化报道夹杂其中。
对于广大受众来说，他们应该明白，相对于广播、报纸和网络，电视新闻直播为他们提供了了解新闻事件的最快途径，但并不一定是最佳途径，当电视媒体通过直播，让全球观众“看到”正在发生的新闻时，他们也许并没有离新闻报道的至高境界——真实准确、客观公正、迅速及时更进一步。传媒的阶级性使得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不可避免地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在新闻现场直播中也是如此。不同的媒体、频道在做同一新闻事件的直播时呈现出来的东西完全不同，这固然有考虑到其受众收视需求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要服从于国家利益和媒体机构自身的利益。
三、应急机制：电视新闻实践与社会危机管理
汶川大地震给中国媒体如何与政府共同参与社会危机管理提出了严峻考验。面对重大突发性事件，中国媒体应该如何采取应急报道行动以帮助政府和民众尽快度过危机，这是日常新闻报道运作中所不曾遇到的问题。
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今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这两个条例明确要求面对突发事件应该进行及时权威的信息披露与公开，并且规定信息发布形式包括授权发布、散发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可以说，这次地震中的央视直播成为信息公开的重要途径，电视直播成为衡量应急反应是否得当的重要依据。
除了迅速，应急反应还需要真实甚至尖刻的报道。新闻报道初期，受众关心的是地震本身及其破坏性，但新闻报道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浅表层面上——对灾难现场进行“自然主义”式的现场报道并不是难事，还要根据灾情发展和救援进展状况进行阶段性的报道，呈现灾难发生的原因背景，分析和预测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不是一味表现领导如何重视、救灾如何卖力，或者充斥着救灾、感恩场面，或者制造情绪。灾难报道不仅仅要让受众知晓灾难的残酷，激发人道救援的愿望和力度，而且要科学理智地分析灾难得出经验教训。
细心观察这次央视直播，整个报道活动浅表有余深度欠足。央视共派出220多名记者进入灾区，相当多的记者在救灾现场进行采访，反而使得采访的随机性较大，目标任务重复，报道缺乏明晰的层次感。比如直到灾难中期(5月21日全国哀悼日)，央视的新闻频道、1套、2套和4套几乎都采取了连续直播，但这几个频道之间报道信息同质化比较明显，除了4套连线台湾9?21地震灾难的救援人员外，经济生活频道(2套)与新闻频道如出一辙，缺乏从频道定位方面对地震进行报道和分析。
在美国和日本，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早已成为社会危机管理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信息传输方式。电视肩负的媒体责任就是将相关信息实时传达与市民，使灾害报道“为民所用”。日本政府指定的惟一公共放送机关NHK在1985年9月就建立了“紧急警报放送系统”，在其《日本放送协会防灾业务计划》中，就灾害报道的诸多事项制定了极其周密的实施细则，各家电视台为了应对《放送法》、《灾害对策基本法》和《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的要求，也积极建立起紧急特别报道机制。日常新闻中强化新闻报道的组织建设、制定周详的制作流程，遭遇突发事件时则迅速地由日常新闻报道机制转换为紧急特别报道机制。近几年来，NHK利用高科技不断完善紧急特别报道机制，比如设立了专门网站，市民只要通过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掌握天气情况，为民众尽早避难提供了便捷、畅通、双向互动的信息渠道。这样就使灾害报道从“结果型”转变为“预报重视型”，减少了灾害造成的损失。
电视媒体紧急特别报道机制的建立，不仅将事件、新闻报道、社会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力保证了电视台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能够及时、准确地向受众传达信息，而且凭借受众关心度获得高收视率，将电视媒体融入政府社会危机管理系统，使媒体的社会效能得到充分发挥。如此看来，超越媒体的本能反应、建立规范的应急报道机制，有效介入社会危机管理体系，是汶川地震留给中国主流电视媒体的一道尚需继续思考的考题。
(熊忠辉：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副教授，新闻学博士;葛翔：新闻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