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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本身发展的综合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促进了技术联盟的发展
当今，技术发展的一个特征是综合性和复杂性，这使得企业创新越来越需要融合多个学科、多种技术、多种知识，许多创新的实现对单个企业的承担能力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同时，技术创新结果也越来越呈现出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有技术的不确定性，也有市场的不确定性，它使得企业承受巨大的创新风险。如在第三代移动技术(3G)的创新中，其技术的综合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任何一家公司都无法独自进行创新。因此，在我国TD—SCDMA技术的开发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由国内外众多跨国公司广泛参与的技术联盟。复杂、综合的高技术领域(不确定性)的企业比其他领域的企业会更多地寻求R&D合作(吴文华、曹明，2002)。
3.激烈的商业竞争促进企业进行技术联盟
我国企业在全球化的竞争中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企业认识到“不创新就是等死”，技术创新成为众多企业去赢得全球竞争的不二法则;但同时创新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又让企业处于“创新是去找死”的矛盾境地。技术联盟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许多优秀的跨国企业就很好地掌握了技术联盟的精要。例如，摩托罗拉的“铱星计划”，广泛的技术联盟使其降低了项目最终失败的高额成本。同时，技术联盟也是调缓竞争的有效手段，因为一个联盟的增加往往就是一个竞争对手的消失。并且，对于一些创新，技术联盟已成为创新竞争不可或缺的因素，如系统创新，其创新竞争的实质是价值网强度的竞争，其竞争不是单兵作战，而是集团战(谢伟，2006)。因此，可以看到，在3G的创新竞争中，其实质是WCDMA、CDM2000和TD—SCDMA三大集团阵营的竞争。
4.东道国政府政策对技术联盟的推动
东道国对技术联盟的促进可以表现在“推”和“拉”两个方面。例如，一些发达国家对进口产品的技术往往会设置高标准要求，如能耗水平、环境污染等诸多方面，这些标准通常成为企业创新产品和技术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门槛或关卡，而企业要降低产品或技术创新不被东道国认可的风险，途径之一就是到东道国去研发，或与东道国企业和相关机构进行技术联盟，共同创新。此外，许多国家在国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制定中也体现出促进技术联盟的一种政策导向，这些政策既有诸如税收优惠、经济资助等极富吸引力的鼓励政策，也有规定双方企业必须有技术合作的强制性投资要求，其目的主要是想通过技术联盟学习和转移他国企业的先进技术，从而实现本国产业的技术升级。
三、跨国技术联盟战略的创新效应分析
跨国技术联盟的发展具有复杂的环境背景因素，同时技术联盟作为一种创新的组织安排，在创新上还具有其独有的优势效应。
1.创新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的内涵是指企业随着产量的增长即生产规模的扩大，其产品的单位成本相应下降。规模经济效应传统上一般适用于对企业生产的经济分析。在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表现进行分析时，同样能发现创新的规模经济效应，即单个企业的创新产出会随着创新投入的增加而递增，直到达到一个均衡的产出。如图1所示，随着创新投入I的不断增加，创新产出Q不断增长，当创新投入达到I1时，企业创新达到最大产出Q1，并趋于稳定。这是企业创新的“内部规模经济”，其原因在于企业大型创新设备的购置和综合利用、优秀人才的聚集、知识的积累，等等因素。但是，这种“内部规模经济”存在增长极限，突破这种极限的一个选择就是通过技术联盟来实现“创新的外部规模经济”增长。如图中的IQ曲线向IQ’的移动，即通过与外部企业和组织的协同创新，来充分利用外部的资源、知识、技术以及互动学习，以突破创新的极限(Q1向Q2点的移动)，实现创新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
2.创新的安置基地效应
创新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是一种“供方”的规模效应，同样，创新还存在“需方”的规模效应。自Utterback提出了“A—u创新模型”以来，人们认识到“主导设计”的形成是创新成败的分水岭。在创新主导设计的竞争中，即使是在技术上逊色于竞争对手，但企业如果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便同样可以击败竞争对手，使自己的创新成为主导设计，这是创新的安置基地(installed base)效应。技术联盟能创造这种安置基地效应，因为技术联盟使企业能迅速地构建联盟各方的消费者规模，形成优势的安置基地。例如，日本JVC公司的VHS系统(家用录像系统)战胜索尼公司的Betamax系统而成为市场主导设计的原因之一，是JVC在日本、欧洲和美国先后建立了广泛的技术联盟，而索尼则采取独行侠的策略，结果是：尽管VHS系统在技术上不如Betamax系统，但依旧成功地成为主导设计而得以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