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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漫长历程中，除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外，还有好几届“三中全会”均颇具纲领性意义，比如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本文侧重以十四届三中全会与十六届三中全会作为研究视角，主要是因为前者首次正式提出并阐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后者则首次正式提出并阐述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问题。而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到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时隔十年，承前启后，对于我国国企改革而言，无疑是一个更具里程碑、划时代意义的深刻飞跃，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线条性和脉络感都很强，从中很能让人体会到改革的决策层和领导者们是如何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深化改革的不同时机与不同阶段，一步步地走过来，又正在一步步地逼近或走向全胜格局的。
有意思的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凝练为十六个字，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而十六届三中全会则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也凝练为十六个字，即“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这两个十六字诀，非常朴实而又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改革风格以及善于集中、概括的号召能力与动员能力，是凝聚着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集体的高度智慧的。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回瞻于此，对国企改革的胜利前景必将更有信心。
二
那么，十四届三中全会缘何首次正式提出并阐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呢?
众所周知，国企改革是我国整个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作为最直观的证明，一可自“始”看，1978年最早启动的是农村改革而不是国企改革，因前者相对比较容易，而系统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若干年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决策，标志着国企改革全面展开，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二可由“终”看，艰辛努力达20多年，但国企改革仍未鸣金收兵，至今尚未进入倒计时阶段。然而，正因为国企改革的难度大、不同寻常，因此，所取得的每一个阶段性突破都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和肯定。在中国，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基因(比如中庸思想等)和现实国情而选择的渐进改革模式，决定了国企改革是最具有“摸着石头过河”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的。牵制和约束的因素太多，任何过激的作法都可能无济于事，甚至事与愿违。
由此，我们看到，困难重重的国企改革，在初期主要是以扩权让利为主线，继之是以双轨条件下的企业经营承包制为主线。企业经营承包制直接刺激了国有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政府的随机干预，加上其他方面改革的推进，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和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好转。但是，承包制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扩权让利，或者说是前一轮扩权让利的自然延伸，在旧的计划经济框架未能根本变化的背景下，必然摆脱不了一系列无法摆脱的体制缺陷及其固有弊端，比如企业对政府的行政依附关系依然存在，在投资、资产处理、收益分配、人事任免等方面还是要受制于政府的行政支配，无法进一步激发经营活力;由于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依然缺位，所谓“承包制”也不可能真正“承包”得了责任，多为包盈不包亏，而且短期行为严重，缺少长期积累和永续竞胜的动力……因此，即使先后采取了招标承包、风险抵押承包、完善承包指标等措施，也难以改变此项改革或此阶段改革开始出现边际效益逐步递减的态势(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改革本质上也是一种投资，因而也有边际效益问题)。企业经营承包制何去何从?这便是历史演进的自然叩问。
时代，呼唤着现代企业制度!
于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顺势而为，庄重决定将中国国企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指出“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在国企改革层面上对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紧密呼应，表明我们党对国企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按照理论范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有其一些基本特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一种至为简洁的描述，具体要义可阐释为：一是产权关系明确。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所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二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三是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即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四是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益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应依法破产;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