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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在中国，一谈到组织学习，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彼得·圣吉。他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风靡全球的“学习”浪潮，构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会”等等，几乎成为时髦。但是，作为管理学理论，学习型组织的源头来自于阿吉里斯，彼得·圣吉不过是实践者而已。也许，正是人们对实践的重视，使圣吉赢得了更大的名头。如果说圣吉更像明星，那么阿吉里斯则更像编剧和导演。当然，圣吉演出的脚本不是来自于阿吉里斯，而是来自于杰伊·福里斯特(Jay Forrester)。所以，阿吉里斯和圣吉的理论有所差异。如果按照阿吉里斯的脚本，我们每个人都是组织学习这出大戏里面的演员。
阿吉里斯的“组织学习”理论与他的“行动科学”理论是密切相关的。“组织学习”理论的提出，是阿吉里斯对于组织变革问题的一种继续思考和研究的结果。阿吉里斯认为组织学习是所有组织都应该培养的一种技能。在《组织学习》中，他强调：“优秀的组织总是在学习如何能更好的检测并纠正组织中存在的错误。组织学习越有效，组织就越能够不断创新并发现创新的障碍所在。这里所指的错误就是指计划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差距，错误可能出现在技术、管理、人员等各个方面。”
阿吉里斯认为，阻碍组织学习和不断创新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组织防卫”。组织防卫可以表现在组织的政策、实践或行动的任何一个方面，可以出现在组织的任何一个层次上，包括个体、团队、团队之间、部门、部门之间。所谓组织防卫，是面对障碍或威胁时的一种自保性反应。而组织防卫一旦出现，就会阻断对相应障碍或威胁的深层探究，使参与者无法发现那些障碍或威胁产生的真正原因。比如最常见的诿过于他人、转移话题等等。组织防卫产生于阿吉里斯在“行动科学”中所提出的“防卫性推理”。这种推理拒绝公开和坦诚相对，以信息的含混为基本特征，而这又源自于人们从孩提时就接受的社会化训练。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使用防卫性推理进行思考和行动，是因为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久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随着个人进入组织，这种防卫性推理也被带入了组织，于是就形成了组织防卫。因为已经成为习惯，所以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提倡的“名义理论”和自己所实际使用的“应用理论”之间存在着那么大的差距。由此可见，防卫性推理的使用，也会阻止人们对防卫性推理本身的质疑、检测和修正。
习惯性防卫(defensive routine)存在于组织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组织的所有事项都需要由人来操作和完成，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存在习惯性防卫。习惯性防卫通常会在人们面对和处理具有障碍性或威胁性的工作或人际问题时显现出来，如：沟通时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维护自己和别人的面子、将错误归因于别人或环境的因素等等。但是此时恰恰是需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所以，习惯性防卫是一种保护性的、阻止人们勇敢面对错误和纠正错误、阻碍组织不断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阿吉里斯的“组织学习”理论就是以“行动科学”为基础，以克服组织学习中的蚁肮咝苑牢烙为主线而展开的。同圣吉相比，他们二人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具有丰富的实践基础，体现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原则—这一点对于管理学这一具有实践意义的学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组织学习就是要发现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进而以改进措施来消除障碍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阿吉里斯和圣吉是相同的，他们都相信组织学习是现代组织应对内部和外部挑战而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必备技能。两人所不同的是，在组织问题原因的找寻上，阿吉里斯更多地从心理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角度出发，探寻人们行为背后隐藏的心理推理过程，认为防卫性推理是组织学习问题的“罪魁祸首”;而圣吉主要从人们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来找寻原因，认为缺乏系统思考能力是所有问题产生的根源。其实，这是由于两人的理论基础差异而在具体研究中所产生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