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飞速增长后,日本经济突然陷入了“停滞的十年”。曾几何时,日本还被视作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集体主义、注重长期关系和完美主义所构成的日式管理模式,所有这些优势理念在评论者的笔下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制约日本经济继续成长的绊脚石。在众多批评的声音里,迈克尔·波特在《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的断言尤为刺耳:“日本的企业不再那么可怕,也不再受到尊重,它们被视为无法进行革新,为诸如任人唯亲和终身雇佣制等阻碍变革的做法所羁绊。”
在波特提出质疑之后,日本又度过了将近20年的波折历程,他的预言有些变成了现实,但在另一些领域中,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波特的预料。日本模式所鼓励的不完全竞争,真的会对日本的长期竞争力造成致命损害吗?儒家资本主义能否为东亚各国提供一条可借鉴的发展路径,还是只不过是在现代化和工业化西风东渐的进程中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而已?站在2008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日本经济的崛起与衰落,以更加完整的实践周期和理论模型去验证对日本模式的赞誉与质疑。
两个日本?
在波特的理论中有两个日本,一个势不可挡,一个孱弱不堪。前一个日本不仅在国内的激烈竞争中建立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办公设备、家用电器和汽车等产业,在海外市场上也获得了摧枯拉朽的成功;后一个日本则麋集着数不胜数的不存在竞争的产业,它们在国内繁花似锦,在海外却默默无闻。而即使前一个日本,也因为沉迷于同质化竞争而最终陷入低利润的窘境,并且在上世纪后十年中屡屡受到人力成本低廉的新兴工业国家的威胁。
毋庸置疑,波特理论的背后是一个美国管理学者奉若圭臬的前提假设,即完全的市场竞争才是一家企业打造健全能力的基石。对于多数自由市场的信奉者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幸好,日本经济适时的低迷让波特们重拾信心,认为国内竞争的性质仍旧“决定日本成功的唯一且最大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如果在竞争程度之外,再增添一个维度——业务的全球化程度,从而将日本产业划分为四个象限(图一)。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竞争方式对于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所产生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要微妙许多。
人们不难发现,在面向本土市场或者需求偏于本地化的日本产业中,几乎找不到政府不予干涉、自由放任竞争的行业。大多数这样的企业利润水准并不低,而且与很多西方学者预言的不同,这些受保护的行业多数仍然具有不断创新的能力以及良好的产品质量。例如日本的房地产行业,虽然权力高度集中在几家寡头手中,但是日本房屋的质量和设计非常出色,创新更是孜孜不辍。
这类行业最大的潜在危险并不在于僵化,而在于当行业本身发生从本土化到全球化的转变时,或者说,被强行“轰开国门”时,规模有限的本土市场也许无法对日本企业提供足够的支持。电信行业便上演了这一幕,虽然日本电信运营商在业务创新和服务质量上毫无疑问具有全球最高水准,但是在标准全球化的时代,日本既无力将日本标准推上全球霸主的位置,也很难将本土保护政策一直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