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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量从紧，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历次大的经济波动，几乎都是源于投资膨胀而引发的总需求膨胀。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初步建立中，短缺经济的影响犹在，由投资膨胀引发的总需求膨胀在短时期内难以明显得到释放，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实施总量适度从紧的宏观财政政策是必要的。值得指出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总量上的从紧，并不意味着财政支出绝对量的减少，而是相对压缩。在这里，相对压缩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对于上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1995年至1998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都低于了1993年和1994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二是指相对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从1995年到1997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都低于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吸取了以前经济过热时采取全面紧缩导致经济跌入低谷的教训，在总量从紧的大前提下，进行适时的结构调整，做到“紧中有活”，避免“一刀切”。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环境保护项目等，对具有市场效益的企业，适当地加大公共资金投入，进行重点扶持;而对“泡沫经济”部分，对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对单纯外延型扩张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部分则从紧。通过“紧中有活”的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为以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3)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两者一般都搭配运用。1993年的经济过热，使中央意识到必须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种宏观调控工具，给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在经济过热时，把好货币与信贷两个闸门，对于降低总需求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以投资需求过度膨胀为标志的经济过热，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提供了舞台。因此，“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特别是工资性支出和社会集团消费，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合理安排支出，把财政支出的增长势头控制住;第二，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合理调整信贷资金投向，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严禁用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投资;第三，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重点是严控新形式项目、加大企业技改力度，投资资金用于保投产、保收尾、保国家重点等等。总的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成功地使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了高通货膨胀。
(三)实施效果。
1.实现经济增长的“软着陆”。经过1993年后政府实施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重的通货膨胀由1995年开始得到了抑制，该年的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回落了6.9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维持了10.5%的较高增长速度;到“九五”时期的第一年，即1996年，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我国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是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回落至6.1%，但仍保持了9.6%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提高，取得了既遏制通货膨胀又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在低通胀下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双赢”格局。
2.积累了治理经济过热的丰富经验。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的重要体现。从1993年开始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运用，是根据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相机抉择。通过财政政策以及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运用，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发展中的“急刹车”现象，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中的“软着陆”，国民经济保持了健康发展。这是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节的成功范例，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常常运用行政手段控制国民经济的传统做法，跳出了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的框框，有效地解决了过去一直困扰我们的“一管就死”宏观调控的难题，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头一次，是我国宏观调控史上的重要事件，为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