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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增长显著放慢的同时，居民个人支出，尤其是未来的预期支出，却有增无减。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推进的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各项改革，使人们的预期未来支出增加，再加上失业率高、就业前景暗淡等因素，使人们不得不将收入的更大部分储蓄起来，造成居民边际储蓄倾向上升，边际消费倾向相应下降。据统计，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1996年比1995年上升了29.87%，1997年又比1996年上升了20.14%，这减少了社会的消费需求。
(2)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使得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持续下降，市场呈现出不景气。受此影响，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普遍看淡市场，缺乏投资信心，投资预期收益下降，投资欲望不强已相当普遍。尽管金融机构采取了降低存款利率、准备金率，增加货币投放量等措施，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渐建立，企业投资的“软预算约束”状况开始有所改善，在对市场前景预期不佳的情况下，即使金融机构适度松动银根，企业一般也不愿贸然投资扩大生产。另一方面，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改革的深化和贷款责任制的建立，银行贷款的安全意识、盈利意识普遍增强，在投资预期效益不佳的情况下，银行不会轻易给企业提供贷款用于投资。鉴于上述因素，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1997年增长幅度下滑至8.8%，比1996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由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下滑，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3.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在我国的经济改革中，由于受货币学派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着重货币政策，轻财政政策的现象。1996年我国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后，受经济运行的惯性作用，宏观经济开始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便开始着手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向稳健的方向做灵活的调整，货币政策成了决策层扩大社会需求的首选宏观调控工具，随之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货币政策。在中央出台积极财政政策之前，中央银行自1996年、1997年连续3次降低利率后，1998年3月25日和7月1日又连续两次降低利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后，央行在1998年12月和1999年6月又连续两次降低利率)。降幅之大，频率之密集，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史上少有。
在降低利率的同时，中央银行还连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款准备金利率。1998年3月，中央银行将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存款账户两个账户合并为准备金存款账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原来的13%下调到8%。同时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利率由平均年利率7.35%下调到5.22%，对金融机构贷款年利率，由9.19%下调到7.43%。同年7月，中央银行再次下调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随着利率的下调，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也持续下降。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市场利率。从1996年到1998年7月，同业拆借利率从近13%的水平持续下降到5%左右。
一系列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出台，决策部门的基本目的是增加信贷和货币供应，扩大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但从实际效果看，由于金融改革与企业改革的非协调性，银行惜贷与企业惜借现象并存，再加上货币政策在决策时效方面发挥作用的时间较长，因此希望以货币政策来拉动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并未完全实现。1998年上半年贷款和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与1997年同期相比，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趋于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