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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综合，并从国家理论当中汲取营养，详尽的刻画了制度变迁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关系及其对改革程序的影响，进而对改革路径的影响，从更深层次揭示了国家与企业的博弈关系，并把国家(政府)区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对“诺思悖论”的重新阐释以及相关研究的批判与继承，认为“改革的过程是诺思悖论不断化解地过程”，并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制度变迁是冲击回应型”、“国有部门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高度相关”、“改革过程中地方利益独立化、扩散化”的命题。在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和转轨经济下国有企业的行为模式的时候，我们不但注意到了国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且也注意到了非国有企业的壮大对原来国有企业行为模式的影响。我们将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作为切入点，引出对中央政府和国有企业行为模式的分析，并将其放在整个国有部门改革的动态进程中来分析、刻画、理解，称之为动态的国有部门改革路径。从协同学的观点来看，系统由相互联结着的组织构成，组织的不同运动模式直接影响系统的变化路径。系统内部的环境变化也会是组织发生分化、变异。我们认为，联结博弈主体(组织)的关结点有两个：一是系统内部即国内经济环境对博弈主体的影响，特别是博弈主体相互之间的作用。进而，按照“熊彼特——希克斯——诺思命题” ，在分析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与国有企业关系时，我们认为，财政压力问题以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是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二是系统外部即国际经济环境对本系统，进而对系统内的博弈主体的影响。在中国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以开放促进改革的背景(刘光溪，2002)之下改革主体不断的学习和适应国外的通行规则、惯例及体制，影响甚至改变了改革原来的程序设定和路径。在原有国有企业存在边界刚性和企业外部环境不变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内部内生的改革动力微乎其微，即使存在也是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串谋”改革。但当企业外部环境发生变化(面临外部压力)企业边界变得有弹性的时候，企业就会内生出改革的动力，而且这种内生的动力有极强的扩散效应，会在社会当中形成一种改革的氛围，使其他组织、企业纷纷仿效，改革主体也在这个过程中达成了共识。我们也注意到，系统内外的各种因素、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国有部门改革的进程和路径本身就是动态的。
三、核心命题及其解释
1.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诺思悖论”不断化解的过程
在特定的路径依赖下我国在改革之初选择的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若要以这种制度变迁方式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将遇到一个难以解开的“诺思悖论”(杨瑞龙，1998)。按照“熊彼特——希克斯——诺思命题”，“凡有重大的改革，都有财政压力的背景”，“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直接原因之一，便是国家所面临的财政压力(何帆，1998)，而农村改革的制度安排收益则客观上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国家在改革之初只是为了缓解财政压力而并没有从长期的收益考虑提出相应的长期改革方案。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为了解决当前的困境而又找不出长远的解决方案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做法。人们只知道离开传统体制的“此岸”，却不知道新体制的“彼岸”是什么场景，以及应该如何到达“彼岸”。改革过程中，并不存在所谓的事前的“改革程序设定” ，当制度供给者的偏好发生变化后，改革的目标也会发生变化。如1980年代末期的高通货膨胀和政治风波是中国的决策者们没有预料到的，也就是由于此中原因，导致全面的“治理整顿”，实际上就是中央权力的上收和计划经济的全面回潮。可见，“诺思悖论”在改革之初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