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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即在计划经济时代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权，只是在中央政府指令下完成各项任务。因此，三者之间的目标函数是高度一致的，Ul 与Ug趋近，则可以认为Uc与θ是无关的。改革开放初期，各博弈主体利益预期不明确，都不会先采取实质性行动。农村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迅速增加了农民收入，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非国有部门经济(P)的变化，导致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各自开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Ul 与Ug开始出现偏离。这种偏离表现为：地方政府为弥补自己的财政缺口，要求中央下放权力，扩大自己的财源，而国有企业由于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源，则要求中央政府给更多的激励，来摆脱自己的困境。这种偏离引起的制度需求，中央政府并没有马上给予满足。在总结农村改革经验，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巨大效益后，中央才在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对地方政府实行的“财政分灶”，对国企实行的“利改税”，使得两者的目标差异明显拉大。一方面，初尝市场经济甜头的地方政府有了财权后，积极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鼓励他们与国有经济展开竞争。地方的税源扩大，上缴的财政收入增加，(θ)值逐渐增大。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则由于天生的缺陷(所有者不到位，技术落后，产品不满足市场需求等)，表现出对市场经济的极不适应，效益不断恶化，不得不向中央政府要求政策支持，以求得生存，这样，一是国有企业出现两极分化，二是形成国有企业依赖政府的“惰性”。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不断下降，使得中央政府更多的是从稳定社会的角度来支持它，从而(1—θ)也就不断降低。
然而，对地方的过度放权，使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小而全”等问题越发严重。中央政府在1987年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体现了中央政府在看到市场经济巨大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这一重大进步。随着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的逐步规范，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GDP迅速增大，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市场经济的决心，丰富他们发展市场经济的知识。1992年，中央更进一步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方政府的作用因此更加扩大。具体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进入中央高层(如前文所述)。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面对非国有经济的激烈竞争，开始走上从国民经济主体到国民经济主导逐步再到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的转轨道路。自1994年以来，国有企业大规模的关、停、并、转，大批职工的下岗，则只是这个转轨的序幕。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则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从改革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更多的是以积极的冲击，通过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践，来增加中央对市场经济的时候追认和认可，中央则通过不断的制度供给回应增强了调控市场的能力。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1997——1998年又经历了东南亚金融风暴，2002年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统一所有，分级行使所有权”的提出，都是中央政府社会科学知识不断丰富的表现。地方政府的权力的扩大表明中央和地方利益协调机制的初步建立，相应的，θ也是不断提高。同时表明国家削减国有经济规模的决心和对经济的掌控能力也就不断增强，(1—θ)也就趋向于减小。
四、简短的总结
中国的经济转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二是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型;三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因此，在这种转轨经济的大背景下，其实质就是政府逐渐退出市场，并消除对经济的管制，使企业微观主体由市场自发形成的过程。中国渐进式改革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俄罗斯则是建立完全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两者都要形成同样性质的微观经济主体，但是，目的取向的根本差异，就决定了为保证不可逆性所采取方法的截然不同。瓦尔得莫·皮诺切克(Vladimir Benachek)曾有一个很精辟的比喻，他说，社会主义已经走到了一座小山(计划体制)的山顶，他们现在想要做的，是爬上一座更高的山峰的巅顶，但在两山之间，却横亘着一条深渊。实践证明，中国已经探索到一条能够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道路，并将沿着这条道路平稳的从这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