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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配置方式的转变导致了财政资金和银行资金的运行矛盾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各项制度和规则都处于不完善、不成熟的状态，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转轨经济的特征。资金的配置也必然呈现这种特点，其基本表现便是财政资金与银行资金的运行矛盾。具体而言，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家包经济建设、包企业生产的经济指导思想和传统观念在经济转型初期并没有改变，同时，体制的转轨并没有形成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应增长的态势。因此，社会资金配置方式的改变使财政资金力量减弱、财政收入相对减少的同时，财政支出规模仍然庞大且刚性增加，当财政确难维系国家的建设支出时，已经拥有足够资金力量的国有银行必然被当作“第二财政”，承担起财政已无力单独承担的生产与建设资金供给重担，充当国家财政在经济建设上包打天下的工具。换句话说，这种矛盾实际上是经济转轨时期财政资金的日益短缺与银行资金的相对“富余”之间的矛盾。具体分析如下：
衡量一个国家财政资金是否短缺，应当主要看它的赤字水平和债务规模。
第一，从我国财政赤字的角度看，从1978年-2004年的27年中，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26年，最近的一次财政收支盈余是1985年，而且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已处在较高水平。特别是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后，财政赤字增长速度加快，2004年我国中央政府财政赤字为3098亿元，占GDP(13.65万亿元)比重为2.3%(2002年曾经达到3.03%)，接近或曾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规定欧盟国家3%的水平。如果考虑地方政府通过挂账或欠发工资、占用中央专项拨款等方式形成的隐性赤字，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肯定将超过3%的水平。赤字依存度2001年曾经达到45.15%，既大大高于发达国家11%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23%的平均水平。由于2004年财政增收因素影响，2004年这一比例下降为17%.
第二，从我国债务规模的角度看，截至2001年底，我国政府的债务余额累计达15608亿元①，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为16.3%，虽然它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30%-50%的水平，与《马约》国家规定的欧盟国家60%的警戒线也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多在40%-50%之间，而我国预算内外收入加在一起不到GDP的20%，因此从这一点来说我国的国债余额不能超过GDP的20%.与此同时，从反映国债规模的另一个指标———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中央财政支出的比率)2004年达到38.4%(这一比率在1998年曾达到71.12%)，远远超过25%-30%的国际警戒线。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财政资金短缺的问题相当突出。这种短缺现象的存在不仅使我国财政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压力，财政资金运行不能很好地执行财政职能，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受到削弱，更为严重的是使整个财政体制潜伏着巨大的风险。
与财政资金短缺相对应的是，随着资金配置方式的转变，企业和家庭自有资金的增加，银行资金在社会总资金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加大，银行开始逐渐替代财政成为社会资金的主要供给渠道。从作为银行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居民储蓄存款来看，我国的储蓄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1990年-1999年，我国国民储蓄率年平均为40%左右，仅次于新加坡45%的水平而居世界第二位。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更加深化了居民储蓄的动机。企业改革、机构减员、医疗体制、住房制度及教育体制改革，使人们增大了对未来收入下降和未来支出刚性的预期，从而增加储蓄。截至2004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1.96万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567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