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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1979年9月的一天，年轻的法国学者玛丽-白吉尔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办公大楼里，等待一位重要官员的接见。她记录那次会见场面时写道，“这位官员从门外进来，后面跟着五六个随行人员，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领、贴袋的中山装——这是中国官员惯常所穿的服装，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的步姿和举止，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中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高级手表，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位官员非同寻常。”
跟白吉尔见面的这位官员是荣毅仁。他是晚清和民国时期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儿子，仅仅几年前，荣毅仁还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1978年2月，他被邓小平解救复出，现在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我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陷于矛盾的漩涡之中。”白吉尔后来写道，“中国目前将现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商人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并将长期以来教条地把革命与现代化两者混为一谈的现象加以澄清。”
那么，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甚或在更为悠长的历史跨度中，我们——包括像白吉尔这样的国际学者——该如何对一个被长期漠视甚至妖魔化的阶层进行新的观察?这是我试图向陈东升请教的问题。
自1978年以来，中国企业界有三次创业高潮点，分别是1984年(张瑞敏、柳传志、王石等均在这一年创办企业)、1992年 (由邓小平南巡讲话所引发)以及2001年(受互联网经济和中国加入WTO的双重感召)。陈东升是1992年创业群的代表人物，“92派”的提法就是由他首创的。在此前，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的他是热情的改革议论者，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议政至深夜，然后兴尽倦极，抵足而眠。他们是最早的价格改革方案的提出者之一，组织了著名的莫干山会议。1989年，他发起了“共和国40年工业史”的展览。后来，他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的常务副总编。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兴致勃勃地策划一个评价体系，想仿造美国《财富》杂志的模型，搞中国五百家大企业的排行榜。1992年的南巡讲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辞职下海，创办国内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1996年，他又募资创办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十二年后，泰康成为成长性最好的保险公司之一。在经商的同时，陈东升似乎一直没有熄灭对公共事务的热衷，他是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发起者，这个已经举办了八年的论坛已成为最重要的NGO式的企业家组织。2008年4月，北京大学等院校评选“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设奖金50万元，陈东升出资250万元连续赞助五年，这也是迄今奖金最高的经济理论奖项。
跟陈东升的对话，时值两个背景，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年，明年则是共和国成立一甲子。
三十年改革的“原创性经验”是什么?
吴晓波：在年初的亚布力论坛上，我聆听了你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与命运”的演讲，你把企业家的诞生背景置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六十年大时空中，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共鸣。那么，作为一个曾经的学者、如今的企业家，你是怎么看待这场改革的?
陈东升：改革需要“假想敌”，三十年变革一言以蔽之，就是对所有制体制的颠覆与挑战，迄今，这个任务尚未完成。具体而言，改革又分别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前者以价格改革为中心，以市场配置资源为模式，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后者则以产权改革为中心，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模式，以形成混合所有制为目标。这是我对三十年改革的基本描述。
吴晓波：我最近常常向人请教一个问题，中国改革三十年，最有价值的“原创性经验”是什么?很多人甫一听到这个问题往往会是一怔。我们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思考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曾经的宏观经济研究者，你能给我一个怎样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