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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升：任何改革都是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中国经济变革是一个渐进改革的典范，与之相比较的便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相比较，我们付出了较小的社会代价，没有造成较大的社会动荡，几乎所有的人民都是改革的得益者之一，这也是中国改革路径对当代人类史的一个贡献。而同时，渐进的特征也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路径的曲折与模糊。按我的观察，这场改革的“中庸”特色非常明显，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增量式、补丁式的，譬如开始于八十年代的价格改革就非常的明显，在原有价格体系十分顽强和僵化的前提下，我们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思路，不同所有制企业以不同的价格获得生产资料，这看上去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设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在避免利益冲突破局、原有经济体系瞬间崩塌的前提下，使得体制外企业获得了成长的空间。九十年代初期，南方的乡镇企业在产权改革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股份合作制”，这种非驴非马的产权制度饱受争议，却“意外”而圆润地达成了改革的目标。其他，诸如“特区”的创办、股权分置的设计、引进外资的开发区模式等等，无一不体现出这种特征。这些萌芽于民间和基层的改革创新，也许是真正的、富有东方智慧和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经验”。
“草民史”上的企业家角色
吴晓波：三十年改革被认为是“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这是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给出的结论，我觉得十分
贴切。在某种意义上，这场改革确乎是“没有主角的草民史”。 那么在这场宏大的社会变革中，企业家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陈东升：企业家也是草民的一部分。
中国商业的财富传
承是一个断层，当今活跃着的企业家，几乎全部是白手起家，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学院训练，商业的经验和智慧完全是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大体而言，他们的成长经历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是1978年起的十五年，在那个阶段中，创业者必须直面计划经济体制的压抑，社会对经商办企业还没有形成价值认同，最早的“下海”者都是社会边缘分子，而那些具有创新力的企业几乎都在乡镇或中小城市，企业家在这一时期几乎承担了所有的意识形态压力。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随着《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的颁布，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建立，新的公司创建环境出现了，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便是在这时候纷纷下海创业的。第三个时期是1996年前后，随着网络公司及风险投资模式的引进，企业家的价值开始得到确立，企业创始人和创业团队的价值认同形成社会共识，财富的积累开始呈现阳光化的趋势。第四个时期发生在2001年之后，中国加入WTO之后，企业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化的大循环中，无论是资本的重组、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商品的产销都与以往全然不同。在三十年中，企业家扮演了探险者、违法者、殉难者、得益者的多重角色，他们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
吴晓波：近年来，我常常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企业家阶层为什么一直无法摆脱“原罪”的形象，从早期的个体户、倒爷开始，企业家的形象就非常的灰色而摇摆，你还记得九十年代初期的那些民间谚语吗?“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手术刀不如剃头刀”，这些流行语的背后其实是对商业的一种精神上的蔑视，一直到今天，每当有重大公共事件发生，企业家总会身不由己地成为被抨击的对象。在此次的四川大地震爆发后，一些企业家又因为捐款不积极或数额不够大而饱受争议，公众及舆论对企业家的评论体系非常紊乱。作为企业家中的一员，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