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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升：对企业家的负面评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罪，一是为富不仁。关于原罪，我一直以为是制度性的产物，中国改革是一场由下而上艰辛推进、然后又被政策不断“追认”的过程，其突破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违法”——违反限制经济进步的落后法规——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国的企业家不但需要承担市场的风险，同时又要承受法律的风险，这是转型社会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是，正是制度性的缺失，让企业家具备了形成原罪的环境，譬如开始于1998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一直到10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形成一个规范性的法律文本，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产权改革都充满了灰色和不确定性，房地产和股市的混乱及暴富景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制度缺陷所造成的。关于为富不仁，在某种意义上是认知落差的产物，社会一直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缺乏客观、理性的评价体系，其实企业家的天职是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向国家合法缴纳税收、维护企业与公共社区及环境的和谐，对其评价不能以慈善捐款多少而论。此外，企业家阶层至今还没有学会用理性的话语方式与公众沟通，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
吴晓波：我同意你的看法。我注意到，在大地震后，你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处理理赔事宜，其他保险公司的领导者也是如此。人们往往把眼睛盯在捐款榜上，而没有看到很多企业家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业责任。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一直非常感慨的是，三十年间，中国创造了伟大的经济奇迹，然而在这过程中却没有诞生一家伟大的中国公司。中国企业家在商业思想上的贡献是那么的苍白。而让人焦急的是，这一景象似乎没有得到改进的迹象。
陈东升：中国企业的成长是一个亦步亦趋的学习过程，前十五年是学日本的管理经验，后十五年则以美国式的公司治理为范本。我创办嘉德时，就提出过“创新就是率先模仿”的理念，因为在几乎所有的领域，我们都没有经验，所以就要瞄准世界先进的公司，跟踪它、学习它、追随它。那么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很多高成长性公司的前面已经失去了可供仿效者。我相信，中国式管理思想的出现是一个迟早的事情，中国企业在商业方法和商业制度上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由此向商业理念及商业哲学上的创新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然，这种进步是不会自动出现的，它需要呼唤，需要推进，需要大量的投入。这也不是企业家阶层可以独立完成的，需要理论界、媒体人士的共同参与。不久前，北大等院校发起评选“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就是一个工作，还有机构致力于中国商业历史的梳理等等，也是一个工作。我想，催生中国式管理思想的出现是一代人的责任，否则，我们将愧对时代。
“男三号”的历史性悲哀
吴晓波：我常常好奇于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角色。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注目的当然是 “男一号”，其次是 “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当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分子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男三号”。这似乎是一个在历史上“下落不明”的阶层，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因写作《万历十五年》而出名的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民国时代以来，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而费正清则在《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卷》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即便当世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如美国的史景迁——他因独特而生动的历史写作而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他从1600年写到1989年，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电灯、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一混乱而尴尬的景象竟延续百年，迄今未变。你怎么看待这种十分暧昧的现象?
陈东升：中国工商文明的重建，的确是一个百年命题。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场战争不是中国落后的开始，而是结果，是民族觉醒、觉悟和崛起的开始。从那时至今，数代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中国的伟大复兴。正如晚清思想家郑观应所说的，“兵战”与“商战”是中国复兴的两大主题。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过去一百多年间，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辨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官方的主动性与市民社会的自发行动，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分工与冲突，构成了中国商业进步的所有表象。而在这过程中，企业家阶层显然扮演了一个十分关键的角色。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正是这一历史的重要传承者。
吴晓波：我想，这真是一个需要修正的历史事实。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甲午海战失利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对日抗战，从新中国的创建到改革开放，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的活跃的身影——而这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是被忽略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有意的忽略还是无意的遗忘。
陈东升：中国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近三十年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尽管从长远来看，这种腾飞会导致社会革命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企业家是一股坚定的进步力量，尽管他们有善于妥协的天性，不会喊口号，常常计算愤怒和付出的边际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