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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都是表面性的工作，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重形式而轻实质，重程序而轻实体的倾向，许多公司治理工作只满足于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则，程序上没有缺陷，但却忽略实际的治理效果。但公司治理的实际效果，与很多国家却有很大的距离。
《21世纪》：如何追求实效?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体系，需要完善哪些方面?
赵旭东：如何追求实效我想到了很多方面。第一是关于公司治理的主体和责任主体，这是法律制度建构非常重要的方面。
公司治理是由谁完成的，制度应该对着谁去，约束哪些人的行为才能达到治理的效果。在这点上，制度和规则有点儿表面化、形式化，很多制度设计比较多的集中在董事、监事这些人身上。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责任机制问题。一个上市公司总经理说，董事长和经理的两个角色，会毫无疑问选择总经理。
因为总经理实质掌权，具体决定和处理事务，但是板子打在董事长身上，经理可以免责。因此，对法律责任的制度设计不应忽略对实际的责任人总经理的责任追究。现在的问题还是责任追究不够有效，无论是作为独立董事还是普通公众，虽然处罚了很多上市公司，但有些处罚不疼不痒，达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有些惩罚应使受罚者终生畏惧。
民事责任追究缺少有效的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大股东控制公司，不会启动民事程序追究自身的责任，而小股东又一盘散沙，如何能使中小股东在民事责任追究方面形成共识，统一行动，是需要进行特别的制度设计的。
刘俊海：为扭转信息占有不对称状态，建议建立独立董事秘书制度。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须善待独立董事。
朱慈蕴:证监会颁布过《公司治理准则》，强调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应当从协议的签订开始，履行、变更、终止等都要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从这个意义讲，《公司治理准则》是有明确规定，对于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是否被认真执行，应当是证监会的监督职权之一。
中国公司制度有其特殊性，比如，它的关联交易频繁程度可能是世界各国上市公司少有的，而且关联交易成了上市公司业绩很重要的部分，这可能在世界上是很少的。
那么，针对中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极为普遍的事实，成立一个以独立董事为多数委员的专门委员会审查关联交易，这样做符合中国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