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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的事件回放，我们看到，一个原本静悄悄顺利进行着的PX项目，在短短的10余天内，竟然以停工、迁址作为结局，个中原因何在呢?笔者以为，之所以造成民众强烈不满，并转变为尖锐对峙和抵制的局面，尽管其中因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厦门市政府在处理涉及PX项目的沟通中，其象征性手段使用不当是造成民众群情激愤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象征性行为来表达和巩固的。这种理念是政府行政作为中默认的一种信仰，政府的所作作为，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虽然无须挑明，但体现在政府决策、表态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之中，体现在象征性的沟通行为之中。
厦门市的PX项目，早在2004年2月就经国务院批准。2005年由国家环保总局通过项目评估，2006年7月国家发改委核准通过，2006年11月正式开工。据说这个项目建成以后，每年至少为厦门市贡献800亿元人民币的GDP，是一个号称世界最大的PX及其下游产业项目。然而，如此重大项目的论证，以及工程的选址过程，都由“全能”的政府一手包办，民众并不知晓。
200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化学专家通过向政协会议提案，发出了要求PX项目停工迁址的呼吁，这时已经预示着项目建设危机初现端倪。然而，厦门市政府没有与专家进行积极有效的对话交流，仅仅是通过政府间的内部运作，致使政协头号提案胎死腹中，没能改变PX项目的进程。然而，正如墨菲所说，该发生的事情终究会发生。在当今科学发展观家喻户晓的信息社会，物理性的强制力无法决定一切。权力性的压制力量只会带来更大的敌对意识和普遍不满。突发事件处理中一系列的象征性行为，往往能集中反映政府执政理念中积极的沟通行为与消极沟通行为之间的差别。积极的沟通涉及有效事件处理的象征性行为，这种象征性行为有助于加深政府与专家及民众之间的信任，并激发人们的参与热情。消极的沟通涉及无效的事件处理的象征性行为。因此，当厦门有关部门收缴刊载有关PX项目争议内幕的香港杂志时，这一具有强烈消极象征意义的行动无疑激发了厦门市民的疑问：“政府究竟想掩盖什么”?此时，厦门市的主流媒体在涉及PX项目方面集体失声，而《瞭望东方周刊》刊发的《百名政协委员难阻厦门百亿化工项目》的文章正逢其时，作为高层媒体正义呼声的象征，为厦门市民正面了解PX的危害，及至后续的群体聚集行动提供了精神动力。政治学家艾德尔曼曾经指出：“个人对于公共问题的立场是不固定的、可以随时改变的东西。政府的活动及政府自身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动员，对民众个人具有潜在的影响力。”这种潜在的影响力通过“象征性利益”来实现，其具体内涵归根到底取决于民众心理中对“安全”概念的知觉程度。厦门市PX项目的现实确实如此。该项目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具有非常复杂且不安定的因素，民众自然容易陷入心理不安的状态。而当政治权力和专家权力意见冲突的时候，民众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专家的一边。民众的逻辑推理是：与政府观点对立的专家自然是与民众一条心的。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