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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家对于组织资源的理解不足，与利润相比较，组织资源的积累和发展并非一日之功。但几乎绝大多数企业主都认为钱能够买来一切，包括人才、资源。组织资源是企业围绕自己核心盈利模型能力的综合，具有极强的不可复制性，你不可能想象一个足球运动员同时又是一个体操高手，当组织上上下下的成员沉淀专攻于某一领域，并逐渐取得优势的时候，如果因为战略转型而不得不转移另一领域，这种代价和阵痛是非常深刻的。
2、 战略功利主义
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永远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但是受了许多浪漫学院派大师的忽悠之后，更多的企业几乎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以销量业绩或者以财物指标来衡量企业所有的行为，这其实是将价值导向误解为利润导向的表达而已。
就像人追求人生的终极目标一样，一个企业也在自己的不同阶段不断实现和发展自己的定位和目标，在初期主要围绕生存的主线展开，但是，当企业发展壮大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时候，这时候延续曾经的思维就会十分危险和不负责任。
功利主义强调行为的后果，并以此判断战略行为的取舍。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对市场资源的无节制开发或者不计商业道德的市场过激行为，APP在亚洲各国频频遭受绿色和平主义者的责难其原因也是战略功利主义的失败，而企业利益有赖于集体和社会利益的增进，一味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他人利益，最终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价值导向无异于将企业大厦构建在一个沙滩上，基石不稳怎保长治久安?
我们对企业战略的批判是与企业所生存的文化息息相关的，某种意义上讲，企业对战略的误读是一种历史积淀的结果。中国是一个久远的封建帝国，从制度的根源上缺乏对产权的明确定义，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围绕政治而非经济规则，企业实际上生活在一个非市场化的环境中。从自身利益的安全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出发自然会以机会和功利为目标。
张瑞敏在哈佛大学演讲“如何在中国做生意”时，他认为第1个关键是“关系”，第2个关键是“关系”，第3个关键还是“关系”，这都充分地说明了主宰这个庞大帝国文化基因的独特内涵和不确定性。企业很难对自己在未来时间的稳定做出有效判断，改革开放之所以大幅度降低了经济发展的制度成本之一的决策就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改革开放的国策50年不变”;但是即使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从本身社会结构的多元利益博弈关系出发，企业仍在一种不明晰和环境中发展。在能源短缺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倡导“没有禁止既是允许”，上马了大量的小水电工程，但是政策的风向标一旦偏离，立刻关停并转。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从文化和制度上思考企业战略短命的深层次内涵。
还有一个需要警惕的原因，我们在市场经济中快速成长起来的及企业家也缺乏对自己核心的认识，从而导致的集体英雄主义的放大，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并且围绕企业家周围的网络也有不健康的元素，法不责众的群体失责任和对企业价值的放大也捧杀了企业家。而克服这一切的关键是需要领导者自身的理解，需要敢于承担放弃的责任和压力，而这一切是需要对自己文化的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