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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研究管理，目的在于找出管理活动中的普遍性规律或趋势，尤其是寻找其中的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和概率分布，以求对同类问题做出有效的同类解释，进而采取有效的同类行为。
从这一意义上讲，管理学不应该包含那种排斥普适性的特色化内容，一旦出现这种特色化，就失去了它的共性，特色化程度越高，共性的成分越少。即使有特殊性，作为科学的任务是在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而不是停留在特殊性上。科学和经验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其普遍性的大小。管理学的科学程度高低，正是由它的普遍意义决定的。
但是，文化恰恰是特殊的。尽管有些文化的范围很广，比如我们常说的“华夏文化”，涵盖面极大，但作为一种文化，归根到底是由它与另类文化的区分表现出来的，假如没有区分，就不再是文化。“华夏文化”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它同欧美文化不一样。管理活动必须考虑这种文化差别。否则，就有可能导致失败。对此，美国学者对日本与美国管理中的文化差异研究，中国文化学者对不同民族文化差异与社会运行的研究，已经有了丰富的成果。所以，管理活动本身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以水作为比喻，管理学是要弄清楚水的物理化学性质以及利用水的方法，而管理活动则必须考虑水的“差别”——在撒哈拉沙漠和北美五大湖，水的重要性和价值是不一样的;在东南沿海和青藏高原，水的沸点是不一样的;在死海和墨西哥湾，水的盐分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管理必须对不同的“水”采取不同的对策，尽管水的理化性质相同。这样，文化与管理纽结到了一起，而且一旦打断这种纽结链，有效管理就不复存在，甚至出现副效。管理学家对文化的重视，除了个别出于猎奇以外，基本上是出于这一实用原因。
问题在于，这种纽结链又不能破坏管理的普适性。失去了普适性的管理学就不能再称为管理学。借用中国古代宋明理学的一句术语来表达，即“理一分殊”(这个概念是程颐创立、朱熹展开的)。其理则一，其分则殊，无殊不得显其理，无一不得用其殊。即“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这个道理看起来简单无比，但正是在这一点上，管理学的研究(尤其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研究)出现了众多偏差，其中最基本的有两个方面，即管理实践中的偏差和管理学理论上的偏差。
偏差之一：在管理实践中，把文化本身当作管理。文化会对管理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学界有对所谓“文化决定论”的批评，实际上的分歧是由于文化含义的广狭程度不同造成的。如果排除了制度和行为因素的文化(即仅包括价值和习惯因素的文化)，那么，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非决定性的。但是，如果突出文化的制度和行为因素，那么，文化决定论亦有一定的理由。管理尽管是人类的有意识活动，但管理所遵循的必须是某种普适性，即通常所说的原理。而文化并不具备这种普适性。这一点又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根源。社会科学追求普适性，人文科学追求特殊性。所以，人文学科很少有所谓“原理”出现，即使有所谓的“原理”，也往往是一种非普适的概括而已。按照这一区分，文化哪怕对管理产生多么大的影响，都不可能等于管理本身。而许多研究管理的学者，出于对文化巨大影响的考虑，往往把某种文化直接看作某种与该文化对应的管理，由此而产生了理论的某种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