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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思维方式。人类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意识对行为的支配作用。恩格斯所言最笨拙的工匠比最聪明的蜜蜂优越的地方就在头脑，是对这种意识支配行为的最好说明。然而，工匠的思维，是所处的文化形成的。中国古代不乏能工巧匠，但最聪明的工匠，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背景下，他可以苦思冥想殚精竭虑创作出精致的工艺品，却想不到蒸汽机的构思。他可以设计出庄严的龙椅，却设计不出舒适的沙发。文化限定了人们的思维范围，正如乾隆皇帝无法理解当时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竟然是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一样，相应的文化使乾隆压根儿想不到国家可以无国王。再进一步，文化还形成了相对固化的思维模式。例如，许多学者都以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同希腊罗马时代的学术繁荣相提并论，然而二者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赵纪彬对此有十分精到的总结，说：古希腊呈现出的是“智者气象”，而春秋战国呈现出的是“贤人作风”。一语中的。所以，以希腊为源头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逻各斯”的方式，而以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为源头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比兴”的方式(比即类比，兴即抒发，是《诗经》的创作方法)。中国管理活动中的思维，往往依赖于类比和直觉。甚至包括笔者自己撰文，也以类比式推理而不以逻辑式推理居多。显然，这都受赐于文化。这种由文化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中国古代一直没有严密的逻辑学，唐代“因明学”的引进也未能引起多大反响，直到近代严复翻译《穆勒名学》，才开始在中国建立西学的思维模式。
这一过程，恰好说明中国文化的思维特色。而这种思维特色，对管理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文化对管理有着上述作用，所以，研究管理必须研究文化，不研究文化的管理学，反而匪夷所思。重视文化对管理的作用，是管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管理学研究文化，不等于沉浸于文化差异中重构管理学的文化大厦，而需要从文化差异中研讨管理学普适性的不同表达。毋庸讳言，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学大厦有可能出现革命性重构，就像物理学中爱因斯坦体系对牛顿体系的重构那样，但是，这种重构只会产生于管理学自身的发展，而绝不会产生在文化研究中。
3.管理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误区
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解开管理与文化之“结”，不过，梳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我们看清楚这个“结”是如何环绕并相扣的，弄清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机理，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这对于我们如何研究管理文化，并进而观察我们在管理与文化关系上存在哪些问题，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关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尤其是管理文化研究，存在着以下误区：